每年的6月份都会有各地的歌迷前往墓园祭奠黄家驹
走在黄家驹的香港
在香港找寻黄家驹的足迹并不容易，尽管地铁里的纪念黄家驹的的“驹歌”海报巨大，海报上写着“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也让人心动，可是继续找下去，就会发现处处荒芜：黄家驹和他的兄弟长大的苏屋邨正在拆除；他读过的中学已经被一家崭新的所取代；唯一重要的纪念场所，是黄家驹的墓地，正是6月，他出生和死亡的月份，堆满了歌迷送来的花束。
去遥远的华人永久墓地寻找黄家驹的墓地，光是爬山路就是一个多小时，远处是海，墓地是在规整的山头上，足足有几千座之多，看着心里发慌。疑心很难在这成千上万的死者痕迹中找到黄家驹的墓地，可后来发现担心多余，远远的山头之上，墓地的负责人用蓝白色的涂料在他那块小空间里刷了一遍，加上大堆的花束，并不难寻找。
一个黑衣服的女郎肃穆地站在墓地，她是一位宁夏歌迷，1986年出生，小时候只模糊地在电视里看到过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可是上初中的时候成了Beyond的歌迷，迷到了每次来香港只有一件事，就是来黄家驹的墓地祭拜，这次是6月10日，黄家驹的生日那天深夜到的。从宁夏出发来香港，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从银川出发去西安，要在机场等一夜，再飞往深圳。两天颠簸才能到达香港，拉着行李走到墓地的时候，正好有歌迷群在献花，黑夜里的花束只能依稀闻到芳香，对于迷恋者，这是每年不可少的仪式。
她的正职是模特，所以自由时间比一般人多，走到墓碑后面，拿出香来，给每一位前来拜访的歌迷。墓碑是白色大理石的，顶端是一块雕刻的吉他，这是新墓碑，2009年，墓碑曾经被人恶意破坏过，白色的大理石遭到划损，当时黄家强受到指责，说他对兄长的墓碑被毁坏毫不关心。可事实上，黄家强很伤心，用各种原料来去除上面的污痕，可是无效。最后只能换上新墓碑，墓碑上的照片倒是老的，家强家中也放着同样的照片，戴着耳环的黄家驹，面带着微微有些孩子气的笑容，定格在他的年代里。黄家驹的朋友刘宏博告诉我，那样也好，他们不能想象家驹老了是什么样子，他就活在31岁里，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永远是那个模样。
自从乐队诞生起，是与非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大概唯一的快乐时光，应该是尚不出名的练歌时代。那个练习唱歌的地方还在，歌迷们心目中经典的“二楼后座”，也是黄家驹去世后，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名字。
我们去到“二楼后座”找寻黄家驹的影子，不过比较艰难。这里是一条卖花草的市场街，叫“花墟”，优美的环境改变不了周围的人的烦躁，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晤知，晤知；更有横眉冷目的人说，不要来。
Beyond的成员叶世荣对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乐队在这里练习的时候，“敌对情绪”就比较浓，因为乐队的排练实在太嘈杂了，吵了周围的邻居。这里是叶世荣的祖宅，是他祖母的物业，当时叶家出租了一部分，其中一小间给他们做排练房，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BAND房，叶世荣记忆中，当时的房间很小，因为其余的几个部分出租给房客了。
当时乐队还偏重金属和硬摇滚范畴，而且一练习起来就忘记了周围还有房客。有位房客老伯，他们管他叫“石山佬”，因为他爱玩假山石。老头一生气就来拍门，大声呵斥他们，叶世荣为了讨好老头，送了他一台旧冰箱，可是老头还是照旧来拍门，气坏了他们；还有警察接到投诉上门的，乐队安静了一小会儿，结果忍不住又拿起乐器排练，警察这次坐下不走了，聊了会儿天，发现也喜欢摇滚，结果开始听他们排练了。
慢慢地乐队有了乐迷，他们守在楼下。乐队买了外卖，外卖拿进来的时候，发现楼下已经有乐迷付了钱。这批乐迷，后来成为乐队最忠实的支持者，即使他们已经长大结婚成家，也没有放弃乐队，许多人的孩子现在也是乐队的乐迷。
乐队慢慢知名，不过还是没有钱，黄家驹和叶世荣他们几个自己动手装修房间，没有经验的他们直接用手和水泥，结果手差点废掉，因为水泥的腐蚀性很厉害；黄家驹去世后，这里被叶世荣改成了录音棚，名字就用“二楼后座”。坐着极古老的电梯轰隆隆上去，拉开铁拉门，门口挂着的乐队海报算是Beyond的标记，其余就没什么了，旁边是旧宅改造的廉价钟点房，倒还比这间有纪念意义的BAND房光鲜些，不过叶世荣并不在意，他说，这里留下来，就是薪火相传的意思，现在他，还有和他学乐器的学生们都会使用这里，这里是Beyond的平民精神的象征。
至于黄家驹和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则正在拆除中，我去的那天正逢香港暴雨，山上的泥水会聚成河流，更显得整个楼宇摇摇欲坠。不过，苏屋邨并非贫民窟，这里是政府公屋，60年代是香港普通市民的住宅，黄家驹的父母是一般市民，不富裕，可是也并没有多么穷困，是那个年代的一般家庭。黄家强回忆，自己和家驹是家中最小的两个孩子，上面还有兄弟姐妹，都比他们大很多，他和家驹的童年娱乐，就是去后山上烤红薯、抓草蜢，包括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零钱，找到了就去游泳，当时游泳池的票钱是港币三毛，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就差那一毛钱，所以要在家里地毯式的搜索。
黄家驹姐姐的一段回忆，更能显示黄家驹的性格。他热爱的热带鱼跳到了楼下修车人的摊上，修车佬将之占为己有，并且逗前来索取的家驹说：跳到我家，就是我的；黄家驹一时生气，把修车佬的车胎从车上拿下，说：这也在地上，也被我捡到，算是我的吗？修车佬只能把鱼还给了他。黄家驹后来被称为“黄伯”，就是因为他会说道理，不少和黄家驹交往过的人觉得他为人处世圆融大方，并不是想象中摇滚乐手那么孤傲。
黄家驹儿时居所附近的街道
因为比黄家强大，所以黄家驹的兄长性格慢慢形成，他特别会照顾黄家强，以后发展到一切乐队成员。黄家强回忆说，家里的责难，比如玩乐队荒废学业啊，比如乐队噪音骚扰邻居啊，母亲都会去责难兄长，落不到他头上；黄家驹的会照顾人，体现到叶世荣身上特别具体，他是鼓手，本来不该他唱歌，可是当Beyond乐队刚红的时候，黄家驹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更多发展，一定要叶世荣在他们拍的电影里面唱一首歌，自己帮他写这首歌曲。黄家驹就是那种大哥型的人，一定要罩着周围的人。
跟黄家驹交往的条件是，尊重他，他是个开朗而有幽默感的人，和谁都能说一大堆话，可是如果发现对方不够尊重他，他的态度会立刻冷下来，会开对方的恶意玩笑。叶世荣说，现在想起他当时的那些笑话，还是觉得很滑稽，不过，他的话大多有道理，并不是空说说而已，自然而然地，黄家驹聚拢了一批玩音乐的人，成了乐队的灵魂人物。
黄家驹的吉他
说到黄家驹为什么成为乐队的灵魂人物，刘宏博说，他就是天生的灵魂，天生的引领者，很多事情，他现在回忆，都觉得是命中注定的，包括黄家驹在日本的猝死，他都觉得是天意。上天让他降临世间，带领一个乐队走向成功，直到今天还被人纪念。
这是好朋友的真挚怀念。刘宏博虽然在香港生活了多年，样貌也完全香港化了，可是一开口，还是有北京人的感觉。他出生在北京，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末，还在上初中的他到香港读中学，在内地只能偷听的滚石乐队唱片在香港可以敞开买，他疯狂地迷恋上了佐敦道上的那些家小唱片店。在唱片店买大卫·鲍伊、深紫等各种摇滚乐队唱片。因为逛唱片店多了，许多有同好的摇滚青年都聚集在货架前滔滔不绝，一开始认识的是黄家强，可是黄家强带他认识了黄家驹后，他立刻觉得，黄家驹实在是太有趣了，也太有才华了，他是任何团队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一谈起话来，立刻让人忘记他的满脸青春痘，和那个又大又老实的黑框眼镜。
先不说那些乐队理念和Beyond后来的特立独行的歌词意向，就说乐器吧：黄家驹不仅仅电吉他弹奏得很棒，西班牙吉他也很棒，随手古典吉他，也能弹奏。甚至于抄起任何乐器都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包括一般香港人以为土的竹笛。刘宏博印象中，黄家驹基本上是安静不下来的，他坐在那里，手里有什么乐器，就演奏什么乐器，他们就在音乐声中交流，一整夜一整夜都不停止。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大地》，都是被黄家驹那段吉他一下子吸引住了。他是香港最优秀的吉他手之一，现在香港玩乐队的人们，还是乐于宣称自己师承Beyond。包括。
不过，黄家驹最早学习的，并不是吉他，他幻想自己成为萨克斯乐手，一直想演奏萨克斯。可是家庭没有培养他当乐手的打算，加上萨克斯的昂贵，因此这个梦一直没有实现。其实不说萨克斯，吉他同样也来之不易。有位同样喜欢摇滚乐的乐队朋友，有一天告诉黄家驹，自己最想要一把吉他，黄家驹记在了心里。他想先给朋友一把吉他，自己也弄一把，可以把每天在电台听到的音乐变成现场版本。
黄家驹的第一把吉他是捡来的，邻居举家搬迁，剩下一堆废弃的杂物，其中有一把已经蒙上了许多灰尘的旧吉他。他捡回家，欣喜地用清洁水去清洗上面的灰尘，不想把漆面弄剥离了，转眼间面目全非。朋友一看这把吉他，断然拒绝收留，于是这把吉他成为他的第一件乐器，那年他17岁。
他几乎是自学。当时香港地下乐队风潮兴起，参加了一个乐队的黄家驹被主吉他手羞辱，说他弹奏得如此糟糕。当时他对音乐还不太理解，只知道区分为好听和不好听，在乐队也就是节奏吉他手，其他一窍不通。可是被羞辱后，还是很气愤，回家后，黄家驹对弟弟说自己有了人生第一个目标，就是弹奏得比这位乐手更出色。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音乐练习。
他没有功利性目标。当时的香港，靠乐队为生几乎很少可能性。黄家驹年纪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以音乐为职业。他后来自己回忆，香港狭窄的乐队环境，使得那么多有料的人都没有用武之地，靠乐队为生，他觉得会被人取笑。
父母亲也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对中学毕业的他的要求就是，要有一技之长，能够谋生，刚毕业的时候，他和那个年代的香港少年一样，当过办公室的小弟、装修工，天天跑去做铝窗和冷气工程的生意，还做过电视台的布景员，这些工作，他都努力去完成。可是另一方面，他实在放不下乐器。和人说话的主要内容，都是音乐；工余后的唯一娱乐，也是乐器。那时候他的偶像，就是英国的摇滚乐手大卫·鲍伊，出现在电视机中的大卫，无论是嗓音还是装束，华丽如同，他想变成他。
也就是这个阶段，他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标准就是足够热爱音乐。从小在木板和饼干筒上练习打鼓的叶世荣此时已经是一位比较纯熟的鼓手，因为自己从前参加的乐队解散，所以在琴行留下了联络方式，看有没有乐队需要鼓手。黄家驹出现在琴行的那天，叶世荣现在还记得：黄家驹对吉他的热爱程度令人心悦诚服，还爱滔滔不绝用他的音乐观念去说服陌生人。那天和叶世荣一起出现的，有和黄家驹素昧平生的另一位吉他手，黄二话没说，教育对方如何弹吉他，音乐就是他世界里的一切。
谈起音乐来，黄家驹的理解也比叶世荣他们要强，除了重金属，他对新浪潮和前卫领域的摇滚也很熟悉，所以叶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当时还没有Beyond乐队，大家就随意组织起一个乐队玩了起来。
黄家驹以前就读的学校，现在改成了酒店
因为大部分时间花在音乐上，乐队的几位成员虽然有工作，基本上没有多少收入，叶世荣和另外一位早期乐队的参加者梁翘柏的回忆永远是，大家在里喝一杯奶茶谈音乐，因为没有钱，奶茶冲开水越来越淡，最后已经看不到颜色，当时餐厅老板已经习惯于这几位穷困的年轻人，他们播放自己录制的噪声很大的磁带，也不会去驱赶他们。
叶世荣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他觉得这个工作也适合爱音乐的黄家驹，因为不用上班，只去开个会就可以出门了，号称是拜访客户，但是没有人管。他、黄家驹和粱翘柏三人一起加入了保险公司，不过每天的日常生活和保险无关。梁回忆，就是早上懒洋洋地起床，因为各种缺乏说服力的借口，停止去各工厂推销保险，黄家驹光着上身，穿着底裤开始听唱片，那时候的眼镜已经换成金丝的了，比起黑眼镜，更加职场化。听完唱片就玩吉他，这是每日的固定功课。饿了没有钱吃饭，就花钱买面包蘸白糖吃，他们丝毫不觉得辛苦。这也是黄家驹的最后一份职场工作。叶世荣回忆，他和黄家驹有张穿西装的照片在网络上流行很广，其实那是参加保险公司的年会，他们两个后进分子坐在角落里，不过脸上满是青春的笑容。许多乐迷注意到，黄家驹几乎每张照片都在笑，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他对这世界充满了暖意。
黄家驹不仅仅自己学习音乐，也有意识地带领其他人前行。这时候认识他的黄贯中，本来只注重吉他的力量和节奏，弹的是速度吉他。他最早见到黄家驹，并不是为音乐，而是给黄家驹的小乐队设计海报，结果两人一见就很谈得来，黄家驹用一贯的热情去鼓舞他设计一个很难完成的海报，给黄贯中留下了黄家驹是理想主义者的深刻印象。
当时Beyond乐队雏形已经出现，并且想自己举办音乐会，可是在举办自己音乐会的前一个月，吉他手离开了乐队，临时把黄贯中拉来顶替，乐队的风格是艺术摇滚，对黄贯中来说非常难。不过黄家驹的技术很棒，黄贯中回忆，自己80%的技术来源于家驹，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会了乐队的多首歌曲。黄家驹可以算是黄贯中的老师。也是因为这些乐曲，大多来自自己的创作，他知道关键点在哪里，对于香港乐坛流行的翻唱国外的歌曲，Beyond从开始就拒绝，在他们看来，那根本不是乐队所该做的。
黄家驹的吉他才能究竟怎样好？许多乐迷都津津乐道：在香港电台的一次颁奖礼上，他和太极乐队的吉他手相对玩即兴，两个人都玩兴奋了，足足有一段20分钟的对弹时间，台下人看得目瞪口呆，相当享受。没有任何人去打断他们，现在想起来，在时间段很黄金的颁奖礼上有这种即兴机会，简直是奇迹。也是因为他俩弹奏太出色的缘故。
黄家驹赶上了乐队潮流兴起的日子。以往香港乐坛，乃至Beyond、达明一派等知名乐队出现后的香港乐坛，基本上都流行的是偶像歌手，唱得也是情歌为主。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耀伟研究香港流行歌曲，他告诉我们，60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使得乐队潮流开始出现，不过那个时代，乐队翻唱的是英文歌曲，或者只专心做硬摇滚，对本地流行乐坛没有直接影响。真正发生影响，是在80年代初期，也就是黄家驹的时代，另类的乐队组合进入流行乐坛，并且开始写作中文歌词，歌曲开始流行。80年代唱片公司的高层不少是乐队出身，他们开始注重乐队的组合，这种因缘聚合，使乐队组合开始有了自己的上升空间。也使Beyond最终能签到自己的经纪人。
80年代中期，吉他弹奏一流的黄家驹，带领着他从四处搜罗的音乐人才，开始走上音乐舞台。这时候唯一受关注的可能性，就是自己集资出唱片，办演唱会。当时比他们出道早的乐队“禅”，集资出品了两张唱片，按自己的音乐风格行事，不受主流的唱片公司干扰，乐队的参与者之一冯礼慈告诉我，当年他们和黄家驹很熟悉，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谈音乐，谈欧洲出现的乐队，黄家驹天然就对英国摇滚乐队有好感，“他的天分在那里”。
当时几个乐队对唱片体制都有自己的反感，可是如何突破？谁都在想自己的方法，冯礼慈他们的办法，是在歌词里谈国家、社会、人生，包括即将到来的1997回归问题，也非常大胆；可是黄家驹没有走这条道路，他走了一条更注重音乐性、歌词也相对带有流行性的道路，这无疑也是Beyond后来能成功的原因。
冯礼慈现在是乐评人。他对香港乐坛的没落看得很平淡，因为多年来就注重工业制度生产下的音乐，缺乏鼓励个性的机制，所以当唱片行业衰落，几乎没有出来新人的可能性；他现在就关在家中，给内地杂志写乐评，生活得非常边缘。他说，要是黄家驹活着，会是什么样子，他无法想象。
朱耀伟也说，无法想象黄家驹活到现在的年代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以他的性格，还是可能会杀出一条血路，就像他当年带领几个人杀出血路一样。香港乐坛从来不流行摇滚，以摇滚为代表的Beyond出名，实在是出人意料。他和国外音乐人交流，说黄家驹和他的乐队是边缘乐队，慢慢占领了主流舞台，国外同行都很奇怪，摇滚怎么会边缘，不是一直就很主流吗？怎么还会被当作大事？
最初的Beyond确实边缘，他们也没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主流。不过这种功利性的目标不在黄家驹考虑范畴内，他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乐队亮相，带着几个伙伴，他们在香港街头做音乐调查，实际上是散发自己的演唱会门票，以10元一张的低廉价格出售，后来在北京音乐台做唱片DJ的奚志浩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他们。
黄家驹（左）和黄家强兄弟在练琴
忧患从何而来：香港的乐与怒
90年代在北京音乐台做“香港风景线”的奚志浩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尚未成名的Beyond的。他对我回忆，那时候他只是个爱音乐的16岁少年，喜欢逛唱片店，某日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草坪上休息，看到四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表情却很友善。“他们的气质，一看就是文艺青年，肯定不是那种卖保险的。”所以，他很愿意和他们对话。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黄耀明交换做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
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
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送给还在监狱中的曼德拉；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以“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Beyond最早排练的地方“二楼后座”
他真的穿着很普通，以至于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武警不知道他就是主唱，不放他进后台。后来他们的形象才慢慢改变，刘宏博出了不少主意，让他们戴些首饰，很东方的标志，不日本化，慢慢地成了日后我们熟悉的形象。
那次演唱会，刘卓辉一直跟着。当时的北京还不太开放，黄家驹他们的行动，时常受到主办方的制约。有次调音还没有好，主办者就催促乐队上场，并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推迟5分钟上场，骚动出了问题黄家驹要负责。可是他坚决不上场，一直到音响全部调好。他是个要求完美的人，容不得自己出错。那次，他还用普通话演唱了《一无所有》，也见到了崔健。
不过，崔健对他的印象不深刻，那是黄家驹尚未完全长成的年代，1988到1993年，他生命的最后5年，是他的音乐才能全面爆发期，整个乐队以他为主一共写了500多首歌，现在拿出来唱的有100多首，还有大量没有发表。这些发表的里面，多数经典流行到了现在。
不过他成为主唱的最关键原因，是他嗓音里的热情。刘宏博说，家驹几次失声，消了炎之后，每次都比以前更沧桑，也更雄厚，他会给自己的嗓子注入特殊的力量，因此特别有感染力。黄家强的嗓音和他很像，可是，黄家驹去世后，乐迷还是觉得，他的那种特殊是无人可以模仿的，即使弟弟也不行。
多年之后，他自己去青海游玩，在一个破烂的长途车里，听到司机大放黄家驹的歌曲，这时窗外阳光灿烂，他说家驹在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认真听过乐队的歌曲，因为就是听听大样，正式发行反倒不太会认真听了，可是这次，他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他的疑问，和我们在墓旁遇见的歌迷一样，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尾声：他的离开与存在
见到叶世荣的时候，他穿着旧衣服，一个助理也没有带，非常朴素。50多岁的他现在不仅打鼓，自己还创作和演唱大量歌曲。Beyond乐队解散了，不过剩下的三个人并没有放弃音乐，每个人都还在唱歌写歌。黄家驹的离开，这么多年还是他们不太愿意触及的话题。因为黄家驹在娱乐节目中丧生，所以乐队成员有了规矩，绝对不参加任何娱乐节目。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负责人周国丰告诉我们，当年他做节目的时候，正是Beyond乐队走红的年代。乐队给他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群真人。当时的媒体宣传，需要乐队走全明星化路线，不仅仅要唱歌，还要演电影、拍电视、上娱乐节目。黄家驹是有电影梦的，他们刚开始半红不红的时候，黄家驹拍过电影也写过剧本，自己还演出过张之亮的“笼民”，演一个有点愤怒、有点朴实的香港底层青年，这些都是他能接受的范畴，但是整日上娱乐节目耍宝，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了。
黄家驹的敢说，就是这个时候让周国丰感受到的。除了那句著名的“香港只有”之外，他还公然说四大天王，说香港有些歌手，男声女腔，专门讨好女歌迷，结果媒体圈开始了批判Beyond乐队的风气，说他们故作惊人语，又说他们炒作自己。四大天王的歌迷也和Beyond的歌迷开始在演唱会上互相喝倒彩，扔荧光棒。
“家驹是能妥协的，像他们第一张唱片穿阿拉伯长袍吸引眼球，被摇滚乐迷辱骂背叛摇滚，他并不太有所谓，因为他觉得摇滚就是要进入主流市场；但是他妥协是为音乐，并不是为了出名，他们对自己娱乐明星化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他们去日本发展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日本乐坛的水准，比之香港地区要高很多，首先音乐创作都是自己的，不翻唱，不搞拿来主义；其次是制作水准高，编曲和后期都比香港地区要高明；再者，日本制作人的主动邀请，也是黄家驹有了走上国际舞台的梦想。刘宏博说，他一直深感摇滚应该为更主流的市场所接受：“其实就像小学生最终要变成一样，他们去日本，不光是为了自己更红，重要的还是能够更好地玩音乐。”
乐队最初去日本，有诸多不习惯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是大明星，要接受制作人的驱使，修改音乐和歌词，后期制作也有很多和香港地区不一样的地方。黄贯中回忆，有几回他们都想反对，可是仔细研究后，发现日本在编曲和后期上都有其长处的地方，这时候还是家驹劝住了他们，说应该留下来。而且，Beyond这时候也有大量的好作品问世。他们在日本出的新唱片，家驹的嗓音更高亢，也更沧桑，歌词也进入了新的成熟阶段。刘宏博说，他知道家驹在那边经常陷入情绪低落，他们会通长电话，家驹让他去看望自己，一起看樱花，或者一起去玩耍，他也想放弃香港的工作，彻底去陪这些幼年的朋友，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乐队在日本两年，他只去过一次。“我一直在想，要是去多些时间，他是不是就会情绪更好，参加节目也不那么心不在焉。”
黄家驹死在日本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中。完全也是意外，幕板松动，他和主持人从两米多高的地方跌落，日本主持人受了轻伤，他头部着地。仅仅6天后，黄家驹就仓促离开了这个世界。刘宏博赶去见了他最后一面，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看到头部浮肿，虽然还能抓住刘宏博的手，却能感觉到生命在他身体里一点点离开。“我有时觉得，是不是上天太嫉妒他的才华和美丽了，所以让他早点离开人世，去那边唱歌？”
刘宏博说到这里，声音里满是伤感。事情已经过去20年，可是，这种悲伤还是从未离开。对于多数人，这件事都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黄贯中说自己满是愤怒，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黄家强也只能愤怒，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兄长的离开，家驹在舞台上照顾家强是常态，他会冲他微笑，会帮他填补失去的音节，在黄家驹的照顾下，乐队成员一直像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现在残酷无情的世界却逼迫他们长大。
电视台后来给了赔偿。据说数额算高，因为乐队多年来虽然成功，但是没有赚到大钱，有人说这笔赔偿比乐队多年收入还多，这也是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曾经有人劝说黄家驹离开乐队，说他是明星相，可以赚钱更多，可是他说自己和乐队一体，离开，这不可能。
远在北京的黑豹乐队也深受震动。1988年，黑豹成员赵明义曾经和他们同台演出，对黄家驹印象很好，听到消息，峦树送去了的药品，可是也没有起作用。2003年，Beyond来北京演出，没有了黄家驹，乐队是什么样子？朱云是那次演出的主持人，她说那是自己多年主持中感觉最棒的一次，几万人的场面，异常地凝重，所有的人齐声合唱乐队的歌，全部用粤语，没有一点错误。“这还算了，最奇怪的是声音特别低沉，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没有女声啊，全部是几万个大老爷们的合唱。”
2005年，作为Beyond的内地演唱会的组织者，赵明义和他们一起进行了全国巡回演出，这也是乐队最后一次作为组合演出。“感觉特别伤感，因为明显看出乐队要分手，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但是几个人音乐观念不太一致。这也完全不能劝阻，没有了家驹，乐队的分手，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