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姚洋：中国的经济学要回归中国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问题导向的研究，那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有很大结合的余地，它不是相互排斥的。我觉得这大概是中国经济学未来的一个发展道路。”——姚洋

撰文|刘丽丽

北大建校120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北大的楼和北大的人》，满怀真挚之情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北大故事。

1982年他从西安考进北京大学地理系读本科，得遇众多良师益友，之后又考取了北大管理中心的研究生，参加了体改所和发展所组织的北大、人大、南开三校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就这样完全转学经济了”。

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那是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当年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之一。之后他于1991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有鲜明的左派传统，在1960年代是美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号称东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间就是威斯康星。威斯康星的教育给了姚洋潜移默化的影响。1997年回国后做农村研究，姚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土地。

幼时在江西农村生活8年，和农村一直保持血肉亲情，作为国有企业子弟，自己也曾在国企工作，对当时国企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有深刻体验，姚洋的观点大都来自深刻的生活体验。

作为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回到国内的留学人员，在经济学家中，他一直在关注“平等”和“公平”，也尝试着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探索路径。

从北大学生，到朗润园的青年学者，再到北大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姚洋一边在恒兀兀以穷年进行学术研究，一边又承担起了引领一批批学子走入经济学殿堂的职责。

在北大国发院2019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姚洋在致辞中提醒大家，在迈出校门之后，不忘在北大许下的诺言，做一个社会的批评者，做一个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即使面对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琐碎，以及个体的无力感，也要像唐·吉诃德一样，乐观、坚韧、勇往直前。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回国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有参与感，生活在这个时代却不能参与，将是一个学者人生最大的遗憾”，姚洋这样说起自己当年回国的原因。

他援引林毅夫教授对他说的话作为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总结：“我们之所以回国，是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前30年积累打下了基础

我是1964年出生，其实出生不久，我父母就把我送回到了江西老家去了。所以，直到1972年，我才又重新回到西安。1976年又回到江西，待了一年。所以，在前面这些年里头，大概有很长时间实际上是在江西农村长大。

但是西安的印象也很深刻，其实西安给的印象就是“穷”，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城市地区的生活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赶不上农村地区的，特别是南方的农村地区。在南方的农村地区，除非一户人家有很多子女，否则其实他的生活水平还可以。

但是你到了西安那种地方，那生活就非常艰难。特别是对于我们家这样的南方人来说，生活就特别特别艰难。因为南方人习惯于吃大米，那么到了西安，不仅吃不上大米，连白面其实都很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中午我们家就吃蒸的红薯。

我就记得冬天的时候，冒着寒风，早晨4、5点钟，我们小孩就起床去排队，排队买什么呢？买红薯。那个红薯啊，它不需要粮票，那时候买玉米都需要粮票，更别说大米、白面了。

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我父亲一到周末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城里头的一个市场去买什么？买猪下水，还有猪脚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票证，你是可以随便买的。

所以，生活在那时候极其艰苦，这是反映了我们当时整个工业化的代价，就是对农民的汲取，低价收购粮食，然后运到城里来。但是城里的生活水平压低了，否则你也没有积累，我们国家那时积累率非常高，三分之一的积累率，非常非常高，那么穷的时候，三分之一都是积累了，那城市工人的工资就要压低。

我们从1958年到1978年，一分钱工资没涨过，造成的结果就是城市地区，特别是西北，我们西安在西北地区，生活水准基本上是没有提高，甚至是倒退的。

中国的工业化不要割裂地看，不要老觉得说1978年之后我们的经济腾飞，好像在这之前的30年可以一笔勾销的。不是这样的，它有一代多人的努力。不只一代人，一代半人的努力，都牺牲掉了，默默无闻牺牲掉。

像我父母那一代，本来在南京生活水准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你要去建设大西北，一纸调令把你调去了。

我岳父、岳母也是一样，本来我岳父是山东，南下干部，到了浙江去工作，已经到了浙江一个地委里头工作，后来说东北需要干部，他报名到东北去，然后又说西电公司需要干部，一纸调令又把他从东北调到西安去。其实那时候东北的生活水准比西安还是要高的。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大家也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所以，我们那个时代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些人不应该忘记。

我觉得前30年应该是两面地看。我们的的确确犯了很多错误，这是1981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也别忘记了，我们所做的那种工业的积累，给我们1978年之后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又由于我们注重了工业积累，我们也培养了很多工人、技术人员，这个到了1978年，我们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要做得好得多得多。

经济学要研究中国实际问题

我们今天要想一想就是中国经济学这么走下去行不行，这个方向行不行。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跟随美国的经济学在做研究，美国有什么热点问题我们赶紧去找点数据，我们赶紧自己去做点研究，这条路子是不是可以走下去？我个人觉得我的疑问非常大。

我觉得我们要回归中国经济，回归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要那么教条，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就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回到《资本论》。《资本论》很伟大，马克思很伟大，他绝对是一千年出一次的这么一个伟人，但是他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要发展啊。我们怎么把他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结合起来？我觉得最大的方向，最可能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个实证科学，实证性的科学，不是空对空的理论的研究。

我们过去的研究都是空对空的理论的研究，比如我们以前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在中学学的，在大学学的，它都说的是这些理论，它不能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

你得研究实际的问题，换句话说要问题导向。

再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你需要研究，你应该用那样的方法来研究，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方法论，我觉得这说到点子上去了，所以你不能教条，它是一个方法论，你得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我觉得如果我们做问题导向的研究，那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有很大结合的余地，它不是相互排斥的。我觉得这大概是中国经济学未来的一个发展道路。

我们主要做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做官员的研究，官员怎么影响经济增长，官员的选拔是怎么样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再去研究中国的体制，我们这种选贤任能的体制是怎么运作的。你看它就可以这样连接起来。

我们现在的一大问题就是无法说清楚我们的体制，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没有一套理论把我们这个体制给说清楚。这就是你原来的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啊，马克思说的那个东西，它是19世纪的东西，到了21世纪，对不对？这都快两个世纪了，你显然要有新的东西出来，你不可能是照搬马克思的东西来讲中国的东西，这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是一种方法论，你得要有新的东西出来，要有新的理论出来，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事情给说清楚了。

它的取向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你要做问题导向，就得有实证的方法，现代经济学就给了我们一套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一个取向，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价值取向，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不是完美嘛。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学这么走下去是不行的。事实上美国很多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就是美国的经济学这么走下去是死胡同的，因为它都不接地气了，都不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了，都成了这种学究式的研究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这么做下去有什么意义呢？美国经济学家也在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更应该问这个问题了。

这是世界现代化少有的70年

我觉得中国70年是世界现代化少有的70年，因为它把别人200年走过的路浓缩到70年里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实践。当然这个实践不是说我们没犯过错误，我们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它的的确确是成功了，或者是成功的因素更多一些。

这个70年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我们现在有南南学院，南南学院就是培养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他们对中国的经验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是我觉得中国成功的一个标志吧。

我希望我们国家在未来的30年以后走完这个现代化的路，不仅仅是经济上，而且是政治上、社会上。如果我们到2049年人民共和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那已经相当得不错了。

从1840年开始，我们说是现代化的起点，刚好200年。200年，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国家，而且是个大国，巨型国家，2500年文明历史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应该是不慢的这个速度。（本文来源 ：新浪财经）
 

人物介绍：

姚洋

姚洋，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Agricultural Economics副主编、World Development 副主编以及《世界经济文汇》、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