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平*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以上是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对于山西“山川形胜”的描述。山西东立千里太行巍峨屏障，西伏吕梁缠绕汹涌九曲黄河天堑，北临内蒙古苍茫塞外大漠，南踞汾河两岸富饶原野沃土，历来被认为是表里山河。这一方夹峙于黄河峡谷和太行丛山之间呈桑叶形的沃土古老的黄土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如果从历史、文化来讲，山西在历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唐代太原位列“三京”之一。明清时期，晋商还在黄土旱塬的农耕文明中创造了商业的奇迹。然而晚清以来，晋商败落了，山西落伍了，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与明清以来山西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紧张有关，同时也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有关。众所周知，黄土文明是“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的延续性文明，这就提醒我们对山西区域社会展开研究的时候要用“长时段”、“整体史”的视角，同时也要关注到这个区域的复杂族群关系，以及国家在场的影响。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边陲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创立。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他们提出要“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虽然在创刊初期，他们还只有默默无闻的几个人，也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叶扁舟却改变了世界史学的发展方向。而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年鉴派史学家颠覆了兰克学派的狭隘历史观。兰克学派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历史学发展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身上。本质上，这样的史学就是一种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已经极大地动摇了，这种变化在历史领域表现为研究的内容从政治精英转移到普通民众，从巨大的非个人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这样的范式转移除了与整个社会人文思潮的变化有关外，也与年鉴学派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年鉴学派主张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重视精神史、心态史的研究，强调多学科方法的使用。
年鉴学派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和其他诸多理念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已经对中国史学范式或者模式的改变发生了影响。例如，在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中入选的所有文章均是围绕区域社会展开的研究。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史学的重要研究范式。
而在山西这片区域，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正是因为其历史的久远和封闭式、且泾渭分明地域界线为学界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1992年，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山西区域社会史的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步入了成年阶段。二十余年来，以山西为区域的社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为社会史“华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认为，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应使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并用“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来概括它。而比尔吉埃尔则更为全面地讨论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人类学是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他认为法国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研究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家庭史等领域，本质上是要通过研究各种习惯来了解各种权力关系。“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卓有成效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借用人类学的反思理念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校正道路。正是一定程度上在借鉴人类学理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社会史的研究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在这里“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从家乡资料的收集开始做起，第二，跨越了“文野之别”进行口述史访谈，以此实现了对“他者”的了解与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Paul.A Cohen）写了一本影响甚为广泛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取向。概而言之，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就是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取向”去建构中国历史，而非以“局外人” 的眼光去人为地切割，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当将视域聚焦于山西区域社会的时候，学界也就“在山西发现历史”进行着思考：其一，发现谁的历史？其二，怎样去发现历史？其三，在山西发现历史背后有怎样的关怀？而十多年来，行龙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走向基层、走向民众的过程中，进行资料收集、口述访谈，在开展研究的同时秉持服务地方社会的理念，践行着学以致用的现实关怀。这样的理念其实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志强先生就倡导走出校园，走向田野。并且他自己也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资料收集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手机，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上谕、奏折、审讯的记录稿本；第二，走向田野与社会，采访当事人后人，“访问其他当地老群众”，同时也注重对民间传说文献的搜集。1957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乔志强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众所周知，山西是义和团运动教案的“重灾区”，乔志强先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件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就有意识地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他在晋祠圣母殿侧廊看到刘大鹏的碑铭后，就有了对乡绅刘大妈进行研究念头。正好，刘大鹏的日记被发现。乔志强就以刘氏的《潜园琐记》为基史料为基础出版《义和团山西地区史料》。在对这批史料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发表了《山西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前夕学堂的兴起》、《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等论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向田野与社会”更加深入。1991年人类学家乔健先生被山西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同年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成立（以下简称中心）；1996年乔志强和乔健联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课题，将赤桥村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
在行龙教授的带领下，“走向田野与社会”向常规化发展，成为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的基本理念，”2002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行龙教授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2006年下半年，中心又请乔乔健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程，还亲自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行龙教授的另一本书《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走向田野与社会也被认为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
历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料学，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而研究的前提是占有资料，这就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在走向田野与社会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挖掘乡土社会资源，大量收集第一手的、独具个性的原始资料成为了中心老师到学生的基本功。每年的寒假和暑假中心老师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与社会，亲身实践着这种理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今天，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心一直关注着社会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形成了水利、晋商、灾荒、秧歌、贱民等专题特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渠册、碑刻、秧歌剧本、契约文书和民事诉状、晋商商号账册及生意经、村史、家史等山西民间资料。中心许多学生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就是依靠这些资料完成的。这数百万件的基层来之不易，这是中心三代师生心情积累的结果。实际上，档案资料也是一种信息，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要得到这么多的信息除了坚持不懈走向田野与社会之外，如何去呈现、使用和传播这些信息无疑更是一种智慧。在收集到这些档案资料后，进行分类、整理，入档本就是一件相当费时、费苦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信息共享毕竟只局限在小范围之内。这些年来，中心一直在研讨怎样将这些资料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以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山西、了解基层社会，集体化时代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更好地为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便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开始了“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数据库”的建设，计划利用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将中心这数百万件档案资料扫描，上网，实现共享，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而“走向田野，深入乡野，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 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由此可见，在对“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如今，走向田野与社会已经成为了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
法国年鉴学派提倡“问题史学”，其学派创始人的费弗尔吕西安·费佛尔曾经在《为史学而战》一文中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区域社会的研究也一样，在“走向田野与社会”，进而去“发现历史”的过程中是带着问题意识、或者说学术关怀进入的。山西区域社会的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不同程度上都包含着这样的理念。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也再次说明了要追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是一种有机的组合，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如果从学科角度讲，人口、资源、环境史本身就是一个交叉的边缘学科，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就是要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这就要充分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科学和一些相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相互交叉与渗透。
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研究，山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历史时期，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是人口相对集中、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首先，从人口的演变来看，从《汉书·地理志》有记载的人口开始到清代乾隆年间，山西人口一直在200万到800万之间徘徊，乾隆中期以后达到了1000万，光绪年间“丁戊奇荒”前达到了1600万，建国后1969年达到了2000万，90年代初期突破了3000万。在此期间，不论是明代初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还是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走西口”，均与山西区域社会中人多地少有密切关系。如果从资源的角度来讲，总体上说呈现出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匮乏、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特征。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增多，乱砍滥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更加重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1.空间视野下的山西区域研究
1981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大学做了《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报告。在报告中，谭先生从山西的远古时期谈起，一直延续到了晚清、民国。并且指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是因为，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它对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过去一刀一枪打仗时，是很占优势的地势。又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今后的山西再不可能成为全国政治上的中心，因为全国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山西也再不会成为黄河流域农业上的重心了，因为和平时期高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总比不上平原优越。但是山西今后还是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因为山西的煤最多，铁很多，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山西的煤、铁工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报告采取了长时段的视角，对山西的历史进行了追述。然而，山西作为地理名词，且形成今天的格局，是在辽金时期。以辽金时期为界限，文献中“山西”概念内涵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内涵是传统的“山西”观念，指“陕西华山或崤山以西”地区。交辽金时期开始，一种全新的“山西”概念出现了。契丹人习惯以燕山及太行山作为确定方位的坐标，将汉人居留的今山西雁北地区称为“山西五州”。金代在此地区设“山西路”，山西之名通行于王朝政令之中。辽金时期的“山西五州”及“山西路”正是元朝河东山西道设置的依据，为“山西”转化为政区名称的真正渊源。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李嘎的关注点是“环境史视野下华北区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研究”。在《史林》杂志上连发三篇文章，题目分别为《南北朝时期济南城市变迁考论——基于城市行政等级与职能作用的考察》、《关系千万重：明代以降吕梁山东麓三城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旱域水潦：明清黄土高原的城市水患与拒水之策——基于山西10座典型城市的考察》。另外，还有《明清时期山西的城市洪灾及其防治》，在该文作者指出： 明清时期山西的城市洪灾普遍而严重，曾遭受洪水冲击的城市达到62座。地方社会的防治措施大致可以归纳为“拦”、“疏”、“蓄”三类。然而，以上举措并未能彻底改变山西城市洪灾普遍且严重的状况。城市的地理坐落、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水土流失、城市建成区的扩展等，是不容忽视的三大诱发因素。此外，周亚从的《宋代以来太原城的水患及其防治》，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宋代以来的太原城市水患问题有所探讨。
宁武关，始建于明代中期，为历史上著名的山西“三关”（偏关、雁门、宁武关）之一。据史料记载，宁武关于明成化化三年（1467）建成，为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地势险要。因其地处“三关”中路，素有“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应偏关，东援雁门”的战略作用。故《边防考》上说：“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世。”上海社会社科院张友庭的《晋藩屏翰：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是一份关于卫所的历史民族志。基于宁武关城的田野调查，以边疆卫所的城市形态和生命历程为中心，通过历史人类学方法考量晋蒙边疆地带的文化图景及其历史进程，以期在一个大的文明体系中重新发现“城市”的价值。作者发现，基于一个大的文明体系，这一边疆卫所以城市为中心展现了拉铁摩尔所言亚洲内陆边疆的“过渡形态”，经由来自长城内外两股基本势力的周期性影响，这一边疆城市徘徊于神圣性与历史之间，也随之呈现出其特殊的城市形态及其生命历程，而这一从“军镇”到“城市”的历史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长城沿线的基本形态，也由此构成了中国城市的另一种模式。
2014年，安介生、邱仲麟主编的《有为而治：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出版，本论文集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政治与制度篇”，共有14篇论文，集中讨论边疆的政治制度、政区形态和社会变迁；下篇为“经济与区域篇”，由15篇论文所构成，讨论的对象则集中在边疆民族分布、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等方面。在这29篇文章中，涉及到山西的文章共九篇。在第一部分“政治与制度篇”中，有关山西研究的是李嘎的两篇文章，《体国经野：雍正年问晋北地区的政区改革与行政经营——以新设朔平府为例》和《边方有警：蒙古掠晋与明代山西的筑城高潮》；第二部分“经济与区域篇”中安介生的三篇文章：《略论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铰合”机制》、《略论明代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边防、区域经济以及灾荒应对的分析》、《晋学研究之“区位论”》、邱仲麟的《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郝平的《明蒙军事冲突背景下山西关厢城修筑运动考论——以地方志为中心》、胡英泽的《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张俊峰的《从边疆到内地：地方化进程中的边陲社会变迁——以清代山西河曲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这九篇文章时有关山西的研究。
在这九篇文章中，基本上涉及到了“边疆”这个主题。且安介生的两篇文章还以“地域共同体”为名称，其他文章也大多以山西某一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边疆”这个概念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动态形成过程。此外，边疆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历史上，山西、陕西均属于边地的范围，而在今天早已不属于边疆。安介生的《略论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铰合”机制》一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山陕地域共同体形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先秦到北宋，秦晋两地形成了密切而复杂的地域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秦晋两地的族群关系已经上升到了地域共同体的高度，这种地域共同体构成，涉及历史渊源、地域毗邻、交通往来、政区建置、人口迁移以及由之衍生而出的文化共同性等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其中政区建置与人口迁徙是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要素。”这样的认识不仅对于地域共同体的研究，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郝平、李嘎的文章涉及到了明代或者清代山西的筑城，而这样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蒙汉冲突有关。具体来说，郝平的研究发现，在明蒙军事冲突背景下，明代山西关厢城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中部串状盆地区和西部黄河沿线两个密集地带，而关厢城数量的多少是与当地社会经济发达与否有关。李嘎的文章发现了明代为了防止蒙人入侵的三次筑城中士绅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事实，雍正三年朔平府的设置方案是地方统治者在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之间寻求双赢的具体体现。
邱仲麟的文章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他发现明清以来商人砍伐树木与百姓为了生存，不断垦山，构成了山西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胡英泽对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发现，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类型意义，由于河道变迁、土地形态转化、村庄迁徙、边界冲突、土地买卖等原因，村庄要应对滩地出没、地权转移、人的流动等不稳定因素，滩地制度的形成是生态环境、土地所有制、社会相互关系不断调适的过程。鱼鳞册显示，沿河村庄形成严密的边界制度，田块位置及其地权性质利于维护地界。家户私有滩地地权分配不均，村庄公有、家户分耕的“份地”较为普遍。部分村庄的滩地鱼鳞册从清初一直延用至民国，反映了区域社会对滩地稳定有序的管理。张俊峰的清代山西河曲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指出，历史上河曲县长期作为军事边塞而存在，这种状况至明末清初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清代大一统局面的完成，“蒙汉分治”取代“蒙汉对峙”，蒙汉交流范围日渐扩大，蒙地开发程度愈益加深。河曲县遂由过去单一的边塞军事区域向地方化经济区域过渡，出现了地方化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方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与明以前相比，已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张俊峰从社会史视角出发，对地域社会的这一历史进程加以实证分析，以展示边陲社会历史变迁的独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清代河曲县的个案并非孤例，而是代表了清代北方长城沿线汉蒙交界地带同一类型区域共同的历史变迁轨迹。
以上研究基本上代表了空间视野下的山西区域社会研究的现状，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并非“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为而治：前现代治边实践与中国边陲社会变迁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进行了实证地研究，这样的视角和思路无疑对于空间视野下的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思路和视角。
2.水利社会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水利社会史研究在国内蓬勃兴起，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2003-2004年，由法国学者蓝利克等倡导组织的中法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完成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其主要成果为《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这些从山陕基层社会搜集到的大量水利资料，可以打破从前认为华北地区缺乏水利资料的偏见”。随之，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2010年8月10至13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水利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会议收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大阪教育大学、长崎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南大学和大陆多所高校20余名学者提交的27篇论文。与会专家多为近年来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学科背景多元，包括了历史学、人类学、水利学、历史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与会代表围绕“山西水利社会史专场之水环境”、“山西水利社会史专场之水社会”、“中国北方水利社会史”、“中国南方水利社会史”、“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五个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争鸣。
然而，何谓水利社会史？山西在水利社会史领域有哪些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哪些重要成果？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在《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团——兼论“库域型”水利社会》一文中指出：“水利社会史是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水利社会史，就是指上述内容形成、发展与变迁的综合过程。……水利社会史的学术路径，就是对与某一特定水利形式相关的各类社会现象的社会史研究， 或者对某一特殊类型水利社会的历史学研究。”在2010年的“首届中国水利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于“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会上也有过争议。但会议的讨论牵涉到了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观点：“水资源的集体利用，对于某些地区的共同体构成，所起的作用是学者不应该忽视的。……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 使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为我们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将有助于吾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 并由此对这一特质的现实影响加以把握。接过王铭铭的话题，行龙教授发表了《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一文，指出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中国幅员辽阔，新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由敌对转化为交流，对抗转化为对话，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转换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治水社会”转换为“水利社会”也就水到渠成，从治水社会转换到水利社会，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会后《读书》杂志上先后发表的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是国内学者自觉地就在社会史研究中开辟的水利社会史这一新领域发出的首次明确的呼吁。在这次会议上，以水为主题的研究成为了会议重点关注的领域，除了上述行龙和王铭铭的论文外，涉及到山西区域社会史中“水”的论文还有四篇：分别为行龙的《从共享到争夺：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的历史考察——兼及区域社会史之比较研究》、邓小南的《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赵世瑜的《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张俊峰的《明清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水利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行龙的文章以太原晋祠为中心，从生存环境的角度切入，对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背景下出现的“从共享到争夺”的过程进行考察。张俊峰选取了洪山泉域为个案，通过对争水传说、水案、水利型经济、源神信仰等问题的研究，试图揭示出洪山泉域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特征。在个案的基础上，进行区域间比较、交流和对对对话。邓小南以前近代时期洪洞诸渠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水资源的管理与运作：包括对于用水秩序的经营，组织层次的建立、日常动员协调的途径、解决内外矛盾纠纷的惯例与官方的沟通方式等。发现，民间官方二元对举的分析框架不完全适合于讨论传统的地方社会。围绕洪洞用水秩序的考察，使得我们得以观察到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衔接“官”与“民”、激活二者互动的力量及其运作方式。
行龙、张俊峰的文章主要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历史变迁入手，探讨水资源日趋匮乏的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水案，以此来把握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着重探讨的是各种类型的水神形象的塑造与利益分配、地方秩序之间的关系。邓小南则侧重于考察水利管理与经营过程中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赵世瑜对上述三位学者文章中所研究的区域均有涉及，他围绕汾河流域的几个“三七分水”这样的故事主题，分析了传说与制度背后长期存在的争水问题与传说故事、家族势力、庙宇象征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人们在争水过程中各种权力和象征的作用主要是以为公共资源的水存在产权鉴定的困难。
围绕历史时期“水案”的争论也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张小军在《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中提出了“复合产权”的概念，指出了“水权不是单纯的经济资本现象，国家、认知、信仰、仪式、伦理观念以及相应的庙宇祭祀，都在真实地影响和决定着水权的系统和秩序。不了解上述水权的复合型态，仅仅从经济水权的角度，很难把握水权的真谛。中国社会复合的社会结构导致多重的复合产权制度，这是中国民间制度的原初特点。由上可知，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的转型为进一步认识山西区域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英国历史学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从道德价值体系的角度观察晋水社会。她通过考察山西晋水水利系统，发现在晋水流域的民间意识里，水是可以作为商品而加以出售的，“油锅捞钱”体现的暴力手段是民间社会争取水资源控制权的重要手段，它不同于官方出于维护儒家伦理道德而主张的公共资源必须公平分配的立场，体现了另外一套不同于儒家正统道德伦理的价值体系。沈艾娣所要表达的是“这两套道德体系的互动维持了山西水利社会。同时还分析了道德如何在某群体中流传的故事建构起来，又如何在特定的群体中落地生根，进而说明了不同的道德理想是根植于不同农业体系的不同权力结构之中。”
2005年“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山西的举办不是偶然的。多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水利社会史”作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且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晋水流域是行龙教授三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学术田野点，2007年，行龙教授的专著《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出版，这是他多年来对水利社会思考的重要成果。在书中他对于如何开展晋水流域的社会史研究，提出三个设问，即为什么是明清以来，为什么是以水为中心，为什么是晋水流域，并对此逐一加以阐释，意在表明尽管晋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只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个案，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反映了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对“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的一个有力实践。
行龙教授的学生张俊峰实践了这样的理念，代表作是《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作者“以水的问题为突破口，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对明清以来洪洞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加以整体性探讨，希望通过实证性研究，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揭示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并尝试建立一个本土化的解释模式。”另外，他还关注了“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汾河流域的水冲突与水文化”、“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等问题。在水利社会史的框架之下，他还对“‘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进行了研究，“泉域社会首先是水利社会，而且是水利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泉域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之所以要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正是考虑到中国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水利在地域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地域社会对水利所具有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这样就可以真正从中国地域社会的水利问题出发，瓦解魏特夫大而化之的“治水学说”及其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并发掘出中国水利社会的多样性特征，凸显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张俊峰还对“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理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以反思和批判魏特夫的治水学说为起点。二是充分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讨论水利与社会、水利与国家的关系。三是吸收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弗里德曼的理论假设和宗族范式为基础，实现了从“宗族社区”向“水利社区”的转变。四是具有反思与超越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理论的学术自觉，实现了从水利共同体向水利社会的转变。当前国内的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潜质。
对于山西水利社会的研究也吸引了人类学界的注意，王铭铭的学生张亚辉的《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就是其重要成果。他指出， “水首先要作为一种象征，然后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源”“水是否具有道德？从既有的汉人社会研究范式中来思考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有点“另类”。但“乡土中国”之说忽略了“流动的水”，与人的生存有密切关系的水却“更多地被当做自在物存在着。”从既有的研究理路“突围”出来进行水的研究，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也就具有强烈的理论反思性特征。用王铭铭的话来说，就是“如同土地一样，水在人创造的人文世界中，重要性不容忽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更贴切地理解包括水在内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何。”《水德配天》这本书正是在研究实践中贯穿了这样的理论主张，其在汉人社会研究中开创了“水”的人类学研究这一脉络。
水利社会史研究呈现勃兴之势，行龙提出了“水利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在其主编的《水利社会史》中收录了有关水利社会的八篇文章，其中七篇专题论文，一篇学术评论。分别为行龙的《何以研究明清以来“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邱仲麟的《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禁伐——以晋中、晋南为中心的考察》、张继滢的《明清山西稻作种植：“用水极大化”的尝试》、胡英泽的《引渠用汲：明清黄土高原日常生活用水研究》、周亚的《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韩晓莉的《1950年代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以<山西农民>为中心的考察》、祁建民的《从水权看国家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井黑忍的《山西翼城乔泽庙金元水利碑考——以<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为中心》、张俊峰的《二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从作者所属的区域、国家来看，邱仲麟和张继滢属于台湾，祁建民和井黑忍属于日本，行龙、胡英泽、张俊峰、韩晓莉、周亚则是山西的本土学者。由此可见，山西水利社会的研究引起了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学者的重视，这组文章均就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的研究。在以上专题论文中，行龙的文章对于如何开展晋水流域的社会史研究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是以水为中心，为什么是晋水流域，并对此逐一加以阐释，意在表明尽管晋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只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个案，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反映了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对“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的一个有力实践。如果从研究时段上看，日本早稻田大学井黑忍先生的论文时代最早，他对翼城乔泽庙《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进行了深刻解读，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到的是蒙古拔都的权益和影响力，从地域史的角度看到的是金元交替时期的山西社会，从水利史的角度看到的是水利争讼及管理制度。作者特别强调，政治、地域、社会三要素紧密结合，可谓鞭辟入里。中研院邱仲麟、张继滢，山西大学胡英泽、周亚的文章研究时段为明清以来，涉及的主要内容为“山地开发与森林禁伐”对环境的影响；山西水稻种植过程中经历的诸多利益博弈；黄土高原的日常生活用水；龙祠周边地区水资源利用中产生的复杂关系，以上这些文章均对理解历史时期山西区域社会变迁发展的逻辑提供了思考。韩晓丽的文章将时间定位于1950时代，以《山西农民》报为资料，考察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开展。如果说以上文章均有比较明确的年代，那么日本学者祁建民的文章则没有特定的时代，他的研究是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通过水权看国家与村落社会的关系。
张俊峰的文章是对“二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新进展”的一次检讨与总结。当下的学界，通过水来看社会已经是多学科的“共识”，然而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不一样，所研究的路径也存在差异，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首先要重视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这些基础工作，同时要具有国际视野、充分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最终要形成本土的理论研究方法，对社科、人文界做出贡献。
如果说上述研究主要领域在与用水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纠纷，那么胡永泽的研究则将关注点置于日常生活中的水利问题。正是围绕这一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主要根据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水井碑刻，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清以来山西乡村的水井，通过水井事务可以窥视权力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勾画了北方乡村生活用水的情境。《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水池进行了研究，认为开凿水池集蓄自然降氷是解决缺水地区民生用水困难的有效形式，水池人文景观构成北方行聚落显著的外部特征。治所和乡村在应对缺水环境时存在一定的制度差异性，传统政府职能在解决民生用水问题方面有其局限性。在水资源缺乏的环境下，用水秩序构成北方乡村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明代九边守战与生活用水》、《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生》、《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些方面。
“四社五村”位于山西临汾地区北部，地处原洪洞县、赵县与霍县交界地带。村社组织的核心集团是按家庭排行组织在一起的5个主社，自称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每个主社轮流负责一年的水管理，给15村提供生活用水。当地主要使用天雨水生存，严禁灌溉耕地，只许人畜饮水，以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长期以来，四社五村的民众发展出了一种不灌溉的旱作农业生活，创造了长期在严重缺水地区安居的社会格局。关于“四社五村”的研究，2003-2004年，由法国学者蓝利克等倡导组织的中法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完成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其主要成果《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出版，上市丛书共有4册，其中一册为为四社五村分册，介绍霍山脚下15个缺水村庄共同使用的21通碑刻和8种水册。对于这样一个跨越县界，且常识认为缺水的北方地区保存着日此丰富的水利资料，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董晓萍从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后发现，在华北农村一些严重缺水的地区，节水水利民俗发达，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这时水是一种权力、制度、资本、道德标准和斗争武器，围绕着它有一套民间习惯法、村民组织、教育理念和操作规约，农民用以控制、分配和共享有限的水资源，并发展出一套在干旱地区团结生存的可持续经验。在当前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节水水利民俗还在发挥作用。邓小南关注的是“用水秩序中的民间与官方”，侧重于考察地方社会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精英人物”的活动。由此入手，我们有机会更加具体地观察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更为逼近社会现实的认识。他的文章《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以前近代时期洪洞诸渠为例，考察了当时当地对于水资源的管理机制及其动作，包括对于用水秩序的经营、组织层次的建立、日常动员协调的途径、解决内外矛盾纠纷的惯例以及民间与官方的沟通方式等等。围绕洪洞水秩序的考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衔接“官”与“民”，激活二者互动的力量及其动作的方式。祁建民关注了水利秩序与礼治秩序，他以四社五村的用水差序为例，主要分析导致和维护“不均”水利秩序的文化传统因素，也就是礼治秩序当中的"礼"的等级规范性使得用水不均在文化传统上被认可。“礼”的人伦、亲情特征给不平等的水利秩序带上亲缘家族的色彩。还有“礼”要求人们自觉顺应伦理秩序，提倡“不争”的规范也对维护差序水利秩序发挥了作用。
党晓虹对“传统水利规约对北方地区村民用水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作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区，山西“四社五村”在严重缺水的恶劣环境中，凭借着严格遵守和执行传统的带有高度节制、相互忍让精神的水利规约和用水伦理道德，加之当地民间水利组织因时制宜的变通以及“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奉献精神，以最小的用水代价换取了与缺水生态平衡的最高环境利益。这一个案展示了民间组织成功地利用历史遗产，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制约和引导，来管理水资源的文化传统，可以对现代北方地区乡村水资源管理包括村民的用水生活起到借鉴意义。
周嘉对“晋南水利社会民俗符号”。晋南地区四社五村在严重缺水的特殊生态环境中，千百年来延续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值得挖掘与发扬的水利民俗符号。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行不辍得益于地方民众对这些民俗符号所展现的历史渊源、思想内涵、文化魅力以及美学价值的理解、虔敬与传承。将它们与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阐释这些种类繁多的民俗符号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效应及象征意义，有助于寻找它们所引发的意义和文化创造者主体性的呈现。
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较早，成果在学界也影响较大。借助水利社会的研究，可以将整个区域社会组织起以及运转机制联系起来。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史成为了山西区域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3.地权研究
在日常生活用水的基础上，他还关注了地权问题。而实际上，地权与水权密不可分，其代表性成果是胡英泽的著作——《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该作品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于2010年获得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流动的土地》“以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为例，运用新发现的民间鱼鳞图册及碑刻资料，研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环境下的黄河滩田这类“流动的土地”，通过对生态环境、区域社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全面细致的呈现，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区域社会史进行新的诠释。”在史学界，秦晖的“关中模式”提出后学界影响颇大，胡英泽针对“关中模式”的资料运用问题，发表了一些商榷意见。2010年初，秦晖、金雁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再版，在新版序言中，秦晖胡英泽针对“关中模式”提出的商榷意见给予了答复，但是基本观点并未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胡英泽针对秦晖的答复，指出“‘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认识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册只记载了村庄的某一田块，不能反映村庄整体的地权状况。另外，民国年间同地、同条件下的常田地权分配不均，和‘关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册资料记载的土地买卖信息数量不全面，确定交易时间的上下限较困难，据此计算的土地买卖频率并不准确，利用吉尼系数进行地权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数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体状况。山、陕黄河沿岸区域社会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外部压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庄共同体束缚的内部压力。”
4.环境史研究蓬勃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的变迁与人类历史共生共存，环境问题。事实上，人口、资源、环境三者是一个系统体系中的有机组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门学科的生长点所在，也正是这门学科最核心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史，就是要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在2001年，行龙教授就提出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山西是一个颇且代表性的区域。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该区域不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也相对发达。这里资源丰富，明代以前植被较好，而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增多，经济的发展，乱砍滥伐，最终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呈现出十分紧张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同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因此开展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就是其重要成果。论文集中包括了“水旱灾害与生存环境”、“水利开发与社会运行”、“环境变化与社会应对”、“根据地社会环境”四个部分，研究时段从明清到集体化时代，内容主要有“环境与灾害”、“民生用水”、“水利灌溉中的矛盾与纠纷”、“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根据地的灾害的应对”等问题，这些文章集中了山西环境史研究的几个方面，是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成果。
在环境史的视野下，开展灾荒史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以其延续时间之长，造成后果之严重，为中外历史所罕见，因此在学界备受重视、成果也最多。如满志敏的《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探讨了“丁戊奇荒”形成的气候因素。夏明方的《也谈“丁戊奇荒”》 重点谈论了大旱形成的社会和制度原因。香港学者何汉威的专著《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 从整体层面对华北五省此次灾害程度、赈灾措施和影响都进行了详尽描述。山西大学历史系郝平教授长期从社会史的视角关注灾荒，成果最多，如《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浅析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灾强度及社会反映》，《山西“丁戊奇荒”的时限和地域》。郝平还从社会史角度开展灾荒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在文章《历史中的灾荒到灾荒中的历史——从社会史角度推进灾荒史研究从社会史角度推进灾荒史研究》中，他归纳了灾荒史研究的三种路径：第一，“就灾言灾”：通过史料定性、量化统计恢复灾情，总结特征，探讨原因；第二，“因灾而赈”：救灾措施、救灾组织、救灾思想的研究；第三，“由灾及人”：社会史视野中的灾荒史研究。提出要在社会史的视野下，结合各类民间资料与田野调查结果，力求在长时段视角下拓宽研究领域，以丰富我国灾荒史的学术研究。代表性成果为《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就实践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灾荒的新视角，该著作主要通过掌握的大量民间文献资料去分析光绪处男灾荒的地域性图景，突出了以人为中心，以不同阶层人员在灾荒救济中的表现为主要路径，来考察他们的作为以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应对灾荒的方式与我们熟知的上层精英的救治方式颇为不同。这种对灾荒史的微观研究必将增进我们对整个大历史变迁的理解和阐释。《。
上述“丁戊奇荒”指的是光绪初年的旱灾，除此之外，地震也构成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山西地震带是地震历史记载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地区。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6）华县八级地震、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临汾八级地震、嘉庆二十年（1815）平陆六点七级地震，这三次大地震，或者发生于山西地区，或者波及山西，其受灾范围广、伤亡人口多，对明清时期的山西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郝平的《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就是以这三次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继续开展山西历史地震研究较为详细地论述地震后灾区内的恢复重建过程，深入探讨地震对区域社会发展与变迁所带来的作用与影响。重点关注了“后地震时代”的山西乡村社会变迁问题，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史研究中提倡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与文本资料相结合，来探讨大地震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仅仅使现有的历史地震资料得以充分利用，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调查，挖掘新的史料，这对拓展历史地震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晋商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如果说山西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还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无疑是因为晋商的主要作用。晋商开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民国年间退出历史舞台，延续了大约五个世纪之久。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商人的兴盛有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境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二是明清以来政治军事的或经济地理的因素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具体来说，就是明政府为北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要塞，这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地理条件；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要考虑到山西南部地区长期以来“地狭人稠”，以及山西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等人文因素。晋商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地理环境、历史契机、文化习俗等诸多原因合力的结果。对于晋商的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热度就一直不减。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正明、黄鉴晖的成果外，应该提到的还有刘建生的《晋商研究》，以及日本学术者寺田隆信的研究。这些研究初步理清了晋商发展的脉络，为晋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寺田隆信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晋商研究的深度。以上列举的只是学界晋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然而，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明白主当前流学界晋商研究大致集中在这样几方面：
1、探究晋商兴起、发展和衰败的原因。
2、研究山西票号兴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3、探析晋商经营理念和伦理价值观念，揭示传统文化对晋商的深刻影响。
4、对晋商与地方政治、戏剧文化、民俗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5、对晋商在全国各地的会馆及会馆文化进行考证和研究。
就内容而言，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晋商，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同时，研究中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事实上，晋商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行龙提出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的观点，指出“晋商与地方社会理当予以关注和研究的学术领域。对晋商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对晋商本身的关注和剖析上，应当把晋商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以晋商为社会坐标中心，在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中探寻它对周围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和辐射，理清晋商与社会间的关联与互动。目前学界对于晋商与地方社会变迁关系的丰富内涵，现有研究还远远没有触及，有的还需继续深入。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就是要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与互动。具体而言，就是要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婚姻观念、民风习尚、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公共建设、社会赈济等问题。换言之，晋商与这些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应该成为晋商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而殷俊玲的《晋商与晋中社会》正是实践着行龙教授所提出的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晋商的理念。该著作以清代及民初晋中社会为考察中心，对晋商与地方社会展开研究，试图了解清代及民初晋中社会的情状，展现晋中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揭示清代晋商对晋中社会的深刻影响，进而推动晋商研究向纵深拓展。
晋商中还有一支，那就是泽潞商人。关于泽潞商人，明代沈思孝《晋录》里的描述被研究者广为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是长期以来，泽潞商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晋中票商几成晋商的代名词。泽潞商人是指山西东南部的泽州（今晋城）和潞州（今长治）一带借经营盐铁、丝绸等物起家的商人群体。这一地区东有太行、南有王屋，属山地丘陵地带，虽有漳水、沁水、丹水等在山谷间流过，但长年干旱少雨，仍非宜农地区。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记载，这里有大量的人以工商为业。在泽潞地区，明清时期商业在地方经济和民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杜正贞、赵世瑜在《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指出：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即在区域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而非从传统的商业史视角去思考。这可能为晋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在明清时期，像晋商、徽商、浙商等地方性商帮的崛起，使得这种不同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数量大大增加，这种乡镇社会的新变化既是明清时期全国性商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它的起点之一。对于这些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大城市、大市镇之外，在更基层的农村中商业化的情形，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明清社会。
在宏观的研究之外，还有微观的切入，例如晋商中女性的研究。晋中民歌曰：咚咚喳，娶来啦，俺女儿不嫁啦！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民歌《走西口》中开篇就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有几句痴心的话，哥哥你记心头。走路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大路上的人儿多……从商之风盛行，晋商人口的外流，晋商队伍的扩大，造成了无数无数晋商婚姻于家庭的苦乐悲欢，商妇似乎也长期处于被被遗忘的角落。安介生在《清代山西重商风尚与节孝妇女的出现》一文中对山西的节孝妇女从数量到分布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清代山西节孝妇女众多，这与重商风尚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清以来，扬名四方的晋商是山西历史上的亮点，然而在晋商及其辉煌事业的背后，韩晓莉的《晋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在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现代女性学的角度对山西商妇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进行探讨，以期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晋商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晋蒙粮油故道是清代前期至民国早期存在于山西北中部与内蒙中西部之间的一条水陆衔接的重要商路，历时两百多年，空间跨越两千七百多里，运输的主要商品种类是粮油、盐碱以及中草药。这条旧式商道随着内蒙古中部土默川、后套两大平原的农业大开发而兴起、发展的， 具有单向性、季节性、不平衡性和区域性等显著特征，它成就了商道沿线一系列重要的口岸城镇，带动了相关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内蒙中西部的开发，有助于山西北中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张世满的《晋蒙粮油故道研究》是晋蒙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当中的一个全新研究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次学术研究领域的拓荒。不仅提出晋蒙粮油故道概念，而且对这条商道兴起的背景、发展过程，交易状况，最终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条商道成就了一批口岸商业城镇，带动了口岸附近乡村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促进了晋蒙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与交流，有助于山西的社会稳定与内蒙中西部的开发。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境内有五十多个戏曲剧种，是全国地方小戏最多的省份。而且山西在明初的洪桐大槐树移民与明清晋商流动中，都将戏曲带出了山西。目前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很少，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领域。
（三）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
集体化时代是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命运的年代，也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时代。直至今天，那个时代所形成的政策方针、理念思路，乃至革命传统依然在今天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时代，学界承担着无法回避的责任。何谓集体化时代？行龙教授给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所谓集体化时代，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统称为‘集体化时代’。此间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后相继，一路走来，约40年时间(各地不一)”。之所以将上限界定于根据地时期，是因为从上层的视角来说，建国以后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各种政策措施来源于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从下层来看，乡村社会的结构和“顽强的农村文化网络”又何尝不是因为劳动力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出现巨大的变化。
山西在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可谓是典型云集，从四五十年代的西沟，到六七十年代的大寨，此外还有五十年代就是“全国治理水土流失一面红旗”阳高县大泉山和闻名全国的卫生模范村稷山县太阳村，都是集体化时代的典型。对于区域社会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山西作为集体化时代的典型保留了数量可观的档案文献。除了各级县市档案馆外，农村基层档案也极为丰富。十多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师生奔波于山西南北各地。迄今为止，收集到了比较系统的二百余个村庄的数千万件档案资料。档案内容丰富，可谓是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收集资料、保存资料本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以此为基础，2008年10月，社会史中心还创办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览馆。在现有展览馆的基础上，2011年出版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左图右史，以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力求呈现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历史画面。本书取材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搜集的农村基层档案，结合相关文件、报纸，时间为序，事件为类，从海量文献中选取精华，以典型材料反映这一段并不遥远、但已陌生的历史。”《阅档读史》的出版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好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史学界发起对“集体化时代”史料的革命》（2011年10月19日第1版）的文章，呼吁“史学界应该眼睛‘朝下’，从‘下’研究历史，才能把历史具体化，丰富和充实历史。具体到集体化时代的历史，中央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老百姓根据政策组织了怎样的生活，才是这段历史中最本质的。而通过对这些具体内容的了解，回头观察、检验、判断中央政策，才是最生动的历史实际。”该书又入选“2011年度历史图书候选书目”，行龙教授感叹道，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2014年由行龙教授主编的《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出版，该著作可被看作是《阅档读史》的姊妹篇，也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于集体化时代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该书按“方法·视角”、“文本·叙事”、“模范·典型”、“生产·改造”、“运动·事件”、“身份·生活”、“田野·社会”七个方面，收录了行龙及其团队近些年在集体化时代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此书的定位，诚如行龙在绪言中所说，“该书是山又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有关集体化时代研究工作的一个起步”。
这些年来，山西大学召开了多届主题为集体化，或者与集体化议题有关的国内、国际会议，将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推向了高潮。2009年8月8日至9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昔阳县大寨村召开。这是史学界首次举办关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会议，来自大陆、港台、美国、日本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2011年8月8月8—10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山西区域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永济市召开，会议议题主要有五个，分别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史”；“山西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蒲州历史文化与社会”。2013年8月9-12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土地改革与中国乡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阳城县召开。来自国内外近2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阳城，探讨中国“土地改革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本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9篇，体现了“土地改革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最高水平。会上学者们纷纷就“土地改革与中国乡村社会”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走进土地·反思土改”、“政权建设?财富分配”、“口述记忆·土地调查”、“土地改革?水权变更”四大话题。与会代表就此四项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争鸣。在“反思土改”的过程中，与会学者们对涉及中国土地改革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多年来一直秉持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理念。正是依靠这批资料，中心的许多博士、硕士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如韩晓莉的博士论文《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该书通过对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变迁的考察，探寻民间戏曲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化，政治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实现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马维强的博士论文是《双口村：集体化时代的身份、地位与乡村日常生活》。论文以双口村集体化时代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为论述主题，通过探讨作为生命个体的政治身份、社会身份、自然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面相，揭示各种身份对于集体化时代生命个体的意义，展现生命个体的沉浮历程、不同命运，以及在国家集体化体制的约束下村民的适应、调整与策略应对，勾勒集体化时代乡村的日常生活面貌。常利兵的博士论文是《红旗飘飘：西沟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 。作者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自抗战年代就已出名的西沟，先后培养出了两位全国劳动模范，从此西沟人家的命运开始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关联在一起。那么，集体化时代西沟村是如何由原初的“不毛之地”一步步地成长为家喻户晓的红色样板村的；一条穷山沟是如何生产出其广泛的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红旗”是如何在西沟村上空飘起来的，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红旗飘飘”背后的实践逻辑和运作机制是什么，它在贡献于国家的同时又是如何追求自己的前途的；国家意义上的西沟村与当地村民生活中的西沟村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表现。总之，作者试图从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的视角对西沟村四十年成长史进行个案研究，以展现集体化时代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图景。邓宏琴的博士论文《“翻身”与“翻身”之后：集体化时代乡村运作机制中的权力实践》是对汉韩丁所研究过的长治张庄的再研究。这一再研究的意义在于依据张庄村20世纪40-70年代的档案文献，从集体化时代村庄公共生活的合作、反省、包夹、教育、批判等的具体运作机制入手，探讨国家对村庄的控制，村民对国家控制的顺从、接受、抑或利用发挥，以及抵制反抗，以从更加深入的学理意义上展现张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集体化时代乡村生活中的权力实践以及革命留给中国的遗产。苏泽龙的博士论文为《技术变革与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重构——以太原市花塔村为中心的田野与社会研究》，以太原市花塔村为研究点，用个案研究的形式来探讨技术变革与乡村社会变。
如果说韩晓莉的博士论文是从面上展开的研究，那么马维强、常利兵、邓宏琴则都数通过点上进行的研究。
在山西区域社会研究里面，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在国内、国家学界也影响较大。张俊峰等学者对于水利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主要时段为明清时期，周亚的研究就将时段集中在了集体化时代，在其博士论文《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水利与社会变迁--以晋南龙子祠泉域为例》中，他以山西省临汾市龙子祠泉域为例，利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大量民间水利文书、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把集体化时期的水利社会放到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以水利制度为切入点探讨了集体化前后水利社会的变迁状况。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是国内三大社会史研究基地之一，吴家虎的博士论文《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的田野点是山西晋东南的阳城。具体来说，论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
由上可知，几十年来，对山西“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成果，集体化时代研究已成大器。下一步应该是在多学科的协作下，不断加深研究。
（四）三晋文化与地方社会
三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苏秉琦从考古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角度出发，集中围绕晋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他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晋南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三晋文化是族群融合的结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晋南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从整体来看，山西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在这个区域，文化的形成是族群之间不断融合的结果。
1.移民
移民加快了族群的融合，历史上的山西移民问题颇为复杂。从先秦到清末，山西不仅是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南迁的首选之地，而且还多次成为了大批移民的迁出地。尤其是明清以来的移民更成为了学界较为关注的阶段。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运用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山西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且辟专章，对明清时期的山西移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及其传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在传统的移民史研究中，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关的研究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有关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基本代表了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规模、影响等问题的探讨。换句话说，传统移民史研究基本上还是等同于“人口迁移史”。实际上，洪洞大槐树移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因此，运用传统的移民史研究方法就无法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基于此，乔新华的《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通过对洪洞社会长时段的深入研究，对洪洞象征及“大槐树话语”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探究，试图发现这些象征和话语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研究这些传说的不同类型和传承特点，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是以明清时期洪洞士绅为切入点，细致地展现了士绅在地方社会建构和强化地方认同以及塑造地方形象过程中的作为，以此来把握明清时期洪洞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洪洞作为一个区域社会，在明清时期所处的位置，以及发挥的作用。同时，还以洪洞为区域，同华南研究进行了比较，展示历史进程中不同区域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无论口碑传说、族谱还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献，都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这些记忆中，我们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影响的历史，也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士绅重构大槐树传说背后的时代取向或追求现代性的努力。
民间传说是讨论地域认同的一个切入点，它是16-18世纪地域认同不断扩展，也即明清国家形成的重要表征。无论是对认同问题的讨论，还是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认识，都应被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空过程中。赵世瑜在研究后就指出，华北各地的洪洞大槐树传说，乃至于南雄珠玑巷传说在晚明已有蛛丝马迹，真正广泛流传则到了清中叶以后。换言之，16-18世纪，正是各种祖先移民传说从萌发到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是从更早的口头流传变成文字记录的时期，也即为士大夫传统所接受和利用的时期。这些传说故事不是像其表面上那样反映了某种地方认同，或原乡认同，而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出于不同的需要共享某一传说，反映的是超越地方的认同，即现居地区的地域认同。而学界近年来出现的不同学科对认同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与美国“新清史”有关的讨论，以及美国《近代中国》“华琛专号” 引发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与海内外中国研究对多元性的重视及对大一统机制的探讨直接相关的。
2.晋绅
山西区域社会社会史里对于乡绅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简称《日记》）展开的研究。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署梦醒子，又号潜园居士，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刘大鹏幼年从师受业，23岁毕业于太原县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为书院山长杨深秀赏识，学识大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最终觉得怀才不遇，只能隐居家乡。其间，他曾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20年。1914年回到家乡大原县，任县立小学校长，兼营小煤窑，并种有少量土地。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万多正楷毛笔字，从 1890年开始，连续51年之久，现在尚存的日记有41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耳闻目睹的亲身阅历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大致可分为当时当地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这份晚清到民国年间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还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地区发生的重大变迁。
学界最早对《退想斋日记》关注的是山西大学的乔志强教授，早在1978年他就从《日记》中辑录了几则史料，加以标点，供研究人员参考使用。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却使这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又于1981年发表了《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这正式开启对于《日记》的研究之路。对于《日记》的研究形成规模的是在20世纪90年。1995年，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在台湾《清华学报》发表了《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以及在三联出版的《读书》上发表《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退想斋日记》方为学界所重视。他又分别于1999年在《开放时代》和《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为《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和《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晚清四民社会解体后，在“两个世界”转换过程中刘大鹏这样的乡绅的种种不适应，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引起反思的诸多问题。2005年是，山西大学行龙教授发表了《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该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将其置身于所处的时代，叙述其五次科考、舌耕二十年、亦农亦商的一生。文章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勾画清末内地乡绅生活变迁的轨迹。《日记》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日记》进行了研究。例如郝平研究了“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和“近代社会转型期晋中的民间宗教活动”；韩晓莉关注的是“民国年间太原地区的乡村演剧”；任吉东研究“近代太原地区的粮价动向与粮食市场”；王守恩、刘安荣考察了“近代山西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排拒与皈依”；赵素梅对“刘大鹏人生观进行了探析”。1905年废科举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中山大学关晓红教授的《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文章，正是通过对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的考察，研究了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
在学界，对于乡绅刘大鹏的研究，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影响较大。早在1990年代中期，她就先后数次来太原实地考察搜集资料。2000年2月，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她的《中国农村的报纸与民族主义》，该文通过分析刘大鹏日记所载各类报纸、传言、谣言、信件等传播方式，挑战近代民族主义只是通过报纸这一近代化人士操持的主媒体传入中国农村的传统观点。2005年，沈艾娣研究刘大鹏的专著《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沈艾娣在“中文版序”中说的很清楚，“《梦醒子》并非面向中国的读者。……我所预想的读者是英国和美国大学的本科生。……我的目的是用刘大鹏的故事向西方的大学生介绍近代中国的乡村，为他们展现20世纪前期一个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现货面貌。我也希望能够让这些西方学生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悲剧。”可见，作者在写作《梦醒子》的时候目的有两个：一是以此让西方学生了解晚清到民国年间中国的社会，二是反思现代性的“进步之苦”。同时沈艾娣通过对刘大鹏这样一个中国内地晚清到民国年间乡绅的生命史深入细致的考察，也剖析了传统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并由此映照时代变迁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流变， 在展现普通人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
对于《退想斋日记》来说，现在最应该的是将这批史料正式出版，以让学界借此宝贵遗产全面展开对于晚清到民国年间的研究。
3.宗族
如果从江南、华南宗族的指标体系来说，北方地区的宗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力量弱小、不发达、不具典型性的宗族。因此，北方宗族在较长时间内，则处于无人问津的边缘化状态。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常建华就发现既有的宗族研究也存在着时空上的不平衡。就时间而言，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的宗族实态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取得丰硕成果的明清宗族研究，其实也主要集中于清代，还需要对宗族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明代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而对于纳入世界体系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近现代宗族的研究，则刚刚开始。就空间来说，宋以后宗族的研究北方较南方薄弱，而南方地区华中较华南和华东薄弱；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不同区域和类型宗族的比较研究。在十多年来，虽然这样的研究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山西的宗族进行了研究。
在21世纪初，华南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科大卫科大卫提出了《告别华南研究》，提出要到华北去，看看在参与国家比还华南更长历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华南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众所周知，宗族在华南区域社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告别华南研究”后，华北的宗族就成为了重要关注对象。
《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刊登了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的文章。赵世瑜考察了山西阳城的陈氏士绅宗族，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这种“小共同体”发挥了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作用。《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刊登了邓庆平的《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的文章，考察了寿阳祁氏宗族如何在地方社会中运用各种资源来建立权威。其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了解。《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八卷第一期为《“华北村社与宗族研究”专号》，“专号”的“前言”由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书写。“专号”一共是五篇文章，分别为王绍欣的《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韩朝建的《“忠阁”——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丁慧倩的《里甲、清真寺与回回家族——以山西长治回回家族为例》；李留文的《社与宗族——明清时期中原乡村社会组织的演变》；罗丹妮的《唐宋以来高平寺庙系统与村社组织之变迁——以二仙信仰为例》。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专号中的研究所涉及的华北区域，实际上主要是指山西区域研究，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山西研究专刊。研究区域从北部的雁门到晋南的闻喜，晋东南的高平，李留文所研究的河南济源与山西阳城距离很近，历史上关系也很紧密，可以视为是同一个区域范围。五篇文章各有关注点，户族、宗族、里甲、村社、寺庙等，而这些关键词在华北研究中是重要的切入点。通过这些关键词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时期华北区域社会的了解，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认识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弗里德曼提出的宗族的外在表征形式有族产、族谱、宗祠。如果严格以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华北的很多宗族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形式，乃至于被称为是“残缺宗族”。 但是华北肯定是存在宗族的，只是未必能用华南宗族的特征来检视华北宗族。在山西，除了前面《历史人类学学刊》中所提到的学者外，很多学者也关注了宗族问题。在宗族研究中，族谱问题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南开大学常建华长期关注族谱问题。例如，他通过韩氏家族族谱的研究发现，“洪洞韩氏是典型的因科举成功而强盛的宗族，这个士大夫类型的宗族承载着传统文化赋予的精神力量，也有必要的经济保障。洪洞韩氏因为科举与仕宦的成就盛于明代，清代有所衰落。但是就家族制度而言，洪洞韩氏在明清时期逐渐强化，清代比较明显。洪洞韩氏对当地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常建华还对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乡约与保正也连用，还出现了“地保”一词。这表明，乡约与地方、地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常建华的学生王霞蔚利用家谱、方志、碑刻、田野调查等资料，运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对金元以降山西中东部地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关注了榆次常氏、灵石王氏、平遥冀氏这些等晋中富商大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活动，还论述了普遍存在的平民小宗族的活动，展示了地域社会里宗族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所反映出的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另外，王霞蔚还对金元以来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的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和明清时期的山西代州冯氏家族进行了研究。
山西大学张俊峰教授长期以来关注水利社会史，近来又聚焦于“汾河流域的 水利宗族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例如，他在“台骀信仰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构”的研究中发现，在明清时代宗族发展的背景下，作为汾神的台骀以张氏宗族第三代始祖的身份被拉进张氏宗族系谱，这与明清以来在水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条件有关。在此情况下，作为汾神台骀后裔的张姓族人，在特定地域社会里便拥有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象征资本和精神资源，从而在水利社会运行中占据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凸显出山西区域社会中宗族与水利紧密结合的特点。张俊峰将宗族研究引入山西水利社会史，有可能突破以往各说各话的宗族史、水利史研究，从而为北方水利社会史研究增加一个新视角。在其指导下，学生也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如张瑜对“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势力的研究、张俊峰、 武丽伟对“晋水流域北大寺武氏宗族的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加深了对于晋水流域水利社会的了解。
山东大学韩朝建长期关注宗族的研究，在对“山西代县为中心的华北的容与宗族进行了考察中，他指出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就开展宗族研究的条件而言，我们认为在山西地区有着很好的条件。实践表明，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宗族资料和很好的研究基础。山西省家谱家谱中心是华北地区开展家谱收藏和数据化整理最早的资料中心，与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山西省图书馆也建有专门的家谱数据库，系统收集以山西地区为中心的族谱资料，山西各地宗族碑资料刻汗牛充栋，管见所及太原晋祠东庄高氏、花塔村张氏、北大寺武氏、王郭村王氏、曲沃曲村靳氏等，都有宗族碑刻陈列于本族祠堂或当地寺院中；山西民间的寻根祭祖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如河曲南沟的周氏宗族，“网上织网”重修家谱，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轰动，已成为我们观察宗族实践活动的一个现实例证。此外，在田野调查中，宗族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话题，聊起宗族，人们经常会主动拿出家谱神轴，滔滔不绝地讲述家族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的宗族实践、建构活动等，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可能与保障。
上述大多研究都受到了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影响，且用华南的宗族形态来定义华北宗族，这些研究成果是学者们多年来不断探索的结果，理应受到尊重。然而，直至今天山西为代表的宗族研究还没有产生本土化的宗族概念，还没有形成一套研究体系，而这也是需要在以后研究中需要不断加强的。只有在了解了华北宗族的实践逻辑，形成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后，我们才可以说华北的宗族研究在丰富国内外学界对于华北区域社会、乃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中做出了贡献，而山西的宗族研究很可能是一个突破点。
4.宗教
山西的宗教分布是呈南北走向的局面，越往南寺庙越多，晋南为三晋文化的发源地，这里的儒道二教名胜古建占居多数；在北部的大同、五台地区，是北魏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佛寺影响较大；中部太原地区，系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儒、释、道三教寺庙鼎立；西北部黄河沿岸，人烟稀少，经济欠发达，寺庙数量明显减少。上述是制度化宗教的分布情况，而在乡间，小庙很多，达到了“无庙不成村”的局面，这成为了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宗教空间。具体来说，明清时期，泽、潞、平、并四个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分布的中心，其中晋东南泽、潞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最丰富发达的核心地带，晋西吕梁山区则相对薄弱，处于边缘。
山西区域社会研究中水利社会的研究较为成熟。如《史林》2005年第4期发表了行龙对“晋水流域 36村水利祭祀系统的研究”。该文章从考察晋水流域水利开发的历史人手，探讨晋水流域从国家赐封到地方“臆造”的各种神灵创造的过程与祭祀活动。从国家赐封的唐叔虞、圣母，到地方社会创造的水母娘娘、张郎，以及代表不同村庄共同体利益的王杰士、杨氏父子等，构成了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重要的是，在不同水神崇拜和水利祭祀活动的背后，蕴涵着不同水利共同体、尤其是不同村庄的现实利益，甚至是不同水利共同体为争夺有限水资源的激烈争夺与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明清以来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表征。只有将晋水流域水利祭祀系统纳入整个中国社会的总体变迁趋势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揭示祭祀背后丰富的历史内容。张俊峰对“山西泉域社会‘水母娘娘’信仰”的解读，他发现水母娘娘传说作为一个神话母题在山西泉域社会广泛流播，宋金以来根据该母题塑造而成的水母娘娘信仰，不仅是地方社会重要的雩祭对象，而且决定着现实社会“谁有权分水”这一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明清以来争水频仍的背景下，水母娘娘信仰超越传说本身，成为一种话语，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争取更多的权利。同时，水母娘娘信仰也成为地域范围内某些村庄获取用水特权的重要凭借，被不断加以强化和利用。
晋祠及其周围也是晋水流域的范围，其信仰也成为了学界关注对象。从北宋到清朝初年，晋祠内圣母、唐叔虞和水母分别作为皇权、儒家官僚和乡民社会各自崇奉的神灵，在祭祀和庙宇修缮上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在《皇权、封建与丰产——晋祠诸神的历史、神话与隐喻的人类学研究》的文章中，张亚辉通过描述晋祠诸神具体的历史进程，与列文森关于儒教中国中皇权与儒家官僚关系的看法展开了对话，提出儒家官僚的春秋理想与皇权的大一统追求之间的张力使这两者不可能在反封建的基础上达成合作，而应该将乡民社会考虑进来，在宗法制度和丰产祈求的共同主导下看待传统中国的结构。在《二元的晋祠：礼与俗的分合》中，赵世瑜将晋祠神解读为二元的晋祠。叔虞和圣母水神是晋祠早期祭祀的对象。不过在宋代以前的官方看来，叔虞才是祭祀的主神。自宋代以来，由于太原成为边塞重镇，农业开发与水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祭祀圣母水神逐渐超越了祭祀叔虞，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尽管此后历代士大夫多有对晋祠祭祀进行“礼俗辩证”，但由于圣母为民间普遍崇奉而香火旺盛，祭祀叔虞则因只有少数士大夫提倡和实践而日渐式微。晋祠祭祀变迁的背后是礼与俗分合的一种展现。
从上不难看出，赵世瑜在研究山西的时候将“长程历史”作为关键词，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区域社会的变迁，不论是故事的研究，该是信仰的追溯，均秉持了这样的视角。山西历史上流传着“孔子回车”故事。在这一故事中的核心角色为孔子和晋国大夫窦鸣犊，而从“长程历史”视野下的区域演变来看，“孔子回车”故事中的核心角色孔子和晋国大夫窦鸣犊，在金元时期分别在晋东南和太原地区被重塑，孔子回车庙在此一时期晋东南的“文化复兴”过程中被努力弘扬，而窦大夫则在宋金以降太原地区的深度开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水神角色，说明这一时期在区域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性。金元以至明代，晋南及晋东南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明清之际，由于蒙古的敌对形势逐渐得到缓和，以太原为核心的晋中地区得以快速发展，由帝国管控力量较强向民间社会力量活跃的方向转变。
如果说上述信仰是与水利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晋东南社会的“圣姑庙”展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山西高平上董峰村的圣姑庙建于元代，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变化，一直存在至今。虽然学界目前不能确定此庙信徒所奉教派，但可以确定是非佛非道的民间教门。由于自唐后期朝廷对各种异教采取打击封禁的态度，以圣姑庙为代表的这一民间教门在元代则投入真大道教门下，在明代又托庇于王府与卫所的势力，直至清代后期，在无力生存的情况下，才融入当地的社庙系统，向地方民众开放。从这个寺庙的经历，可以看到区域历史跨越朝代的历史轨迹。
山东大学韩朝建长期关注山西、乃至华北的区域社会研究，如定襄北社村士绅与祭祀空间的研究。北社村社是个多姓村，其中北社东李氏、北社西是梁氏，尤其是是李氏，因其读书和科举人数众多，因此留下的文献也最多。韩朝建主要关注了李氏的士大夫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他们和村落内不同的庙宇和仪式是什么关系。研究发现，宋金以来，北社东的祭祀空间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以家庭为范围的土地神、天地神、“爷爷”，到以街为范围的灯闪，然后到跨存的洪福寺、歇马亭等庙宇，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形成的祭祀场所构成了北社村的祭祀空间。宋金时期已经存在的洪福寺，在明代依然成为北社村重要的祭祀空间，除了举办以个人信仰为主的宗教仪式，同时它也是李氏联合其他姓氏共同防御和建立社仓的地方。明中叶以后崛起的士绅文化主要借助于地域祭祀的平台。村内大部分祭祀场所只是本村部分村民或士绅所建，各类祭祀场所表现出了明显的小地域的特点。大多数庙宇包括规模最大的歇马亭都有轮流的范围，它们是不同层次的地缘关系象征。士绅加入其中一些庙宇或仪式，并尽可能赋予它们一些“正统性”的元素。韩朝建还对“明中叶赋税制度在五台山区的推行”进行了考察，揭示了明代中后期佛教圣地五台山区的人们怎样在复杂的行政系统之间进行取舍，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行政系统之间势力消长和州县赋役制度推进的过程。
王守恩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依据各种文献资料和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借鉴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阐明了该信仰的大致情况、一般特点与地方特色，论述了其与佛教道教、国家意识等大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复杂关系，并分析了该信仰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其与传统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关系做了总结。
2011年8月8日，英国历史学者沈艾娣被聘为山西大学客座教授。她主要致力于清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地方史、华北乡村、宗教和革命经验。沈艾娣教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除了前面的《梦醒子》外，还有《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里的传教士咒诅及其他故事》。如果说《梦醒子》主要是通过刘大鹏展示了晚清民国年间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及其周围的村落社会，那么《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则是论述的时段从个1620年天主教传入中国到，经历了义和团运动，集体化时代，一直延伸到了20世纪80年这样一个长的时段里，太原市晋源区洞儿沟这个全民信教村庄的变迁历程，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均属于微观史研究。
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等方面互动的过程。刘安荣的博士论文《本土化进程中的山西天主教、教徒及官教、民教关系》将明清以来到1949年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放置于山西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从区域社会史角度，探讨天主教在山西立足、扎根、发展过程中，传教士、国籍神职人员、教徒发挥的作用，考察教徒的信仰观念、各种仪式及其基本状况，解析山西官教、民教关系。目的是把教会活动放置在具体的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综合看待教会与其传播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视之为一种正真意义上的“中国天主教史”，而非“西方教会在华史。”
5.村社
金元时期华北地区处于女真、蒙古民族政权统治之下，这是一个族群矛盾、纷争，又融合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很多学者运用了民国年间牛诚修编辑的《定襄金石考》这样的碑刻资料。
牛诚修（1878-1954），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字明允，号松台山人，山西定襄人。山西大学肄业。中国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后人团练初处长，后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成立，被推为参议员。1954年9月1日病逝。大约80年前，可能是响应阎锡山保护古碑的号召，乡贤牛诚修不辞辛劳，踏遍定襄村村寨寨，编成《定襄金石考》（4卷）《定襄金石考》下限断在元代，可能是牛诚修认为当时明、清尚不算年代久远，这两代的碑碣保存尚好，不至于在短时间消失。因此，只收录了元代前的碑刻，即便如此，仍然学界保存了笔巨大的财富。
日本学者饭山知保对金元时代华北社会进行了研究，其成果有科举制度的研究，“蒙元统治下的地方精英的变动”的研究。在“蒙元统治下的地方精英的变动”的研究中，他主要运用的史料就是《定襄金石考》。蒙元时期社会史研究区域偏重南方，对12到14世纪中国社会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空白。饭山知保的文章《蒙元统治与地方精英的变动》以丰富碑刻史料的山西忻州定襄县为主要考察对象，再现12世纪到14世纪定襄县精英家族的变迁，以期具体地探讨女真和蒙元统治对北方社会的影响。女真金朝侵占北方后，积极地利用、保存前朝制度，让旧辽宋官僚留在本来的职位上，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经过辽、宋、金的王朝交替期，定襄县的社会结构及精英家族的出仕战略有明显的延续性。但大约80年以后，蒙古的入侵及由此发生的长期大规模战乱使基层社会的精英家族受到了巨大冲击。蒙古入侵北方时，利用在各地发生的武装势力（汉人世侯），基本上间接地统治北方。中央集权政权的突然消灭，让地方精英靠着蒙古的权威，要建立各自势力基础。因此，随之出现的精英家族的外部条件跟金末以前也大不相同。此后，通过忽必烈政权的创新和改革，蒙元政权渐渐形成了独特的统治制度。其支配下的王朝与地方社会精英家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独特、复杂的。从军、仕吏、试儒人、跟蒙古王侯建立关系、充特色户计、出家等，非科举的仕途的发展，引起了家族出仕战略的多样化。可以大胆地说，通过战争和改革，蒙元彻底改变了定襄县精英家族的面貌。如上所述，在12到14世纪，晋北地区是比较“安定”的地域。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战祸更多的基层社会应该受到更强烈的变动。这种变动比南宋灭亡以后中国南方社会遭到的变动还要大。而这一点就是蒙元时代北方社会的特点之一。
上述学者关注山西，除了与山西厚重久远的历史有关外，也与山西文物资料的保存较多有关。在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社”山西区域社会组织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杜正贞的《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是一项颇具系统性的研究。该著作“以北宋以来泽州的阳城、沁水、晋城（凤台）为中心，研究当地村社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演变历程，尤其是考察了明清以后村社与国家基层行政系统的关系，以及它在地方商业和士绅力量兴起过程中的表现。以此探讨华北地区乡土社会的制度，它的传统与变迁。”泽州在北宋以来“社”的历史只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对“社”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乡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解，以及我们对山西区域的了解。
如果从区域来讲，山西临汾师范大学姚春敏和浙江大学的杜正贞一样都是关于泽州地区的研究，但是二人研究时段以及问题并不相同。杜正贞的研究是从宋代开始，姚春敏的研究则只是清代；杜正贞关注了“社与乡村制度变迁”，姚春敏则是“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具体来说，姚春敏的《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以乡山西泽州乡村社庙为切入点，对依托于社庙的乡村社会组织（包括社界、构成、功能、活动方式、与官府及他社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其研究不仅揭示了区域社会中乡村社会的组织运作，而且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微观的乡村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动态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相对于中国古代、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史而言，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还显得单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囿于“史观”方面的制约，即过多从政治史的视角出发，遵循“自上而下”的视角，忽视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实践内容。而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区域社会，就需要我们采取“自下而上”视角，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
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具体在研究实践中，就需要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呈现整体的历史。除了政治史的“史观”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所以会面临困境，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资料的掌握和利用上。因此，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不仅需要一场“史观”上的革命，更需要一场“资料革命”。
（一）文献收集
区域社会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系统丰富的资料基础之上，这就需要“走向田野与社会”来挖掘第一手资料。
1.晋商史料的收集
近些年来，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晋商成为晋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从对晋商的社会史研究来看，已有的资料大多局限于晋中地区，很少对山西其它地市的晋商史料进行发掘。2005年，由山西省政协发起，山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具体承办，以晋商为线索，省、市、县三级政协和文史委牵头展开。最终成果是《晋商史料全览（全套）》，地方卷共11卷本，全省每市一卷。收入文章1564篇，615万多字。《晋商史料全览》收录史料地域范围较广，对全省11个市按地域范围搜集整理出的资料。另外，所包含的内容丰富，按照商界人物、商业家族、行业春秋、字号纪事、商家宅院、商镇码头、会馆庙会、文献碑刻、商海生涯等分门别类，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资料搜寻与整理，特别是关于商业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也相当丰富。这套史料的出版对于较为全面、整体对晋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石刻大全
1998年开始，三晋出版社与三晋文化研究会开始整理山西石刻，先期出版了全省11个市的九部石刻总目（忻州、吕梁未出），名称为 《三晋石刻总目》，共收录石刻2万余通。在此基础上，开始启动宏大的石刻整理工程——《三晋石刻大全》。自2009年8月出版第一部《洪洞卷》起，现已出版高平、陵川、泽州、阳城、盐湖区、曲沃、侯马、寿阳、宁武、灵丘等40余部。
《三晋石刻大全》的基本体例为图文对照，先介绍碑刻的历史、尺寸、石质、内容等基本情况，配以拓片，然后具录碑文。所收内容，上启该县最早石刻，下止存于现今的碑文，时间绵延1000余年。这对于开展山西区域社会社会史研究意义重大。
3.民间契约文书
众所周知，北方地区的契约文书不论是保存还是研究都难以与江南地区相比。即便如此，山西民间还是保存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山西大学历史系郝平教授长期关注“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从2003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它他就在太原市南宫文物市场发现一沓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的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晋中、晋北等数个县份不同家族的房屋、土地买卖契，此外还有婚约、立誓约定等其它方面的文书。从此，他开始了广泛的搜集工作。经过将近十余年的努力，郝平搜集到的民间契约文书已经达到万份，遍及三晋大地。2009年底，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专家应邀前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参观，当他们看到郝平所收藏的山西民间契约文书之后，当即决定予以资金资助，这些契约文书将在一系列的整理、扫描后正式出版。
4.集体化时代山西基层档案资料
在区域社会史资料收集方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基层档案资料”是尤为值得称道的。众所周知，山西在集体化时代一直是全国的典型，从抗战时期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的全国第一个互助组到全国的“农业学大寨”，都极富代表性，因此山西可以称之为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的资料库。今天，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保存着200多个村庄，上千万件集体化时代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史料是在中心行龙教授的带动下，师生十余年“走向田野与社会”，足迹踏遍三晋大地，依靠辛苦、依靠双手收集而来的。通过这批资料可以见证中心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成为研究整个集体化时代最为详实、可考的史料。这些以记录村庄、农民生活为特点的文献资料中心，研究、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农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解体这段“集体化时代”的历史。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大的“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中心”。
2006年，“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山西大学召开。美籍华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黄宗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他顺便参观了“中心”，看到所藏的大量资料后，决定将这批史料的保存情况介绍给国际学界。中心行龙教授和马维强副教授合写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一文发表于黄宗智任主编的著名英文杂志Modern China(《近代中国》)。同时该文中文版还在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发表，中英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在，每年中心都会接待美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海内外学者的参观访问。他们指出，“对这些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无疑能对学术界关于农村问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期望社会史中心向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资料中心的目标迈进。”学者辛逸在《人民公社研究述评》中对中心予以充分肯定，称这一工作对人民公社研究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并进一步指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经过艰辛努力，仅数年间就在公社原始资料的征集方面取得令人称羡的成绩，可谓功德无量。若其他地方和研究人员都能开始重视这一工作，对公社研究的推动则不言而喻。”
2008年，山西大学利用多年搜集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档案资料，创建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展览馆不仅成为开展研究和“情境化”教学实践的重要平台、真实再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变迁过程的重要场域，而且吸引了国内外一批批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商谈合作研究事宜。学者们呼吁：“这些档案资料要成为学界共享的资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要建成一个世界性的资料中心。”中共山西省委把展览馆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2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第五版，以“在民间寻找历史的脚印--山西大学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研究”为题图文结合地报道了报道社会史中心农村文献资料建设历程。并且指出“以中心主任行龙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对大批散落在民间、濒临消失的宝贵资料抢救，为我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数据库建设
除了“档案资料的搜集”外，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分别从“分类与整理”、“出版与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以呼应学界的期盼。
2012年，由社会史中心主任行龙教授领衔申报的“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课题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三批）批准立项。此次获准立项，既是行龙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坚持不懈、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学术界对科研团队水平的肯定与认可。课题组将在现有档案的基础上，继续资料搜集工作，科学分类整理档案并加以数字化，出版一批代表性的村庄档案，为开展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同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将开展相关研究，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推向深入。2014年1月6日，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数据库扫描工作正式启动。中心准备将所藏的档案资料全部扫描，这为建立系统完善的农村基层档案数据库开启了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中心也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团队合作，运用量化数据的方法，对中心的资料进行研究。2013年3月，著名学者李中清教授来中心访问并与研究人员座谈。他对中心文献库的数字化推进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最后还对双方今后开展学术合作进行了广泛探讨。2014年4月26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李伯重教授、康文林教授（Cameron Campbell）受聘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受聘仪式结束后，李中清等三位教授分别作了题为“计量数据库与历史研究”、“Communities and Comparison”、“寻求真相：史学研究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法”的学术报告。三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就定量分析方法的价值与中国史学未来的走向、不同社区比较研究的路径及旨趣、探寻历史真相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也正是从此次受聘仪式开始，社会史中心在李中清团队的指导下，开始了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此后，李中清团队成员定期来中心为师生讲授量化数据的课程。同时，李中清教授的博士倪志宏（Matthew Noellert）被招收为社会史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他擅长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开展中国历史研究，为中心师生开授了A New History for a New China 1700-2000和Big Data and New Methods两门课程。这对于资料的量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会促进中心对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档案的研究与利用。
（三）理论与方法
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尤其是以区城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为标志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还与国际学界进行了沟通与对话。同时以社会史的视野与方法推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无疑具有认知转变的重要价值和学科建设的可操作性。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其学术品位和理论对话能力仍然较弱， 还不足以形成自己鲜明风格和具有原创能力的解释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新社会史、新史学、重归政治史等提法。但是，影响社会史本身发展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行龙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指出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对今后的研究取向也提出自己的思考。文章从“碎化”或“碎片化”；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除去政治史”与“重提政治史”；走向多元开放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的研究进行学术史反思，这对于推进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这有助于克服“碎化”或“碎片化”的现象；者从田野调查中寻找到了新的创新点，而不是只顾进村找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以“重提政治史”代替“除去政治史”。向现当代史的延伸，则是追求“总体史” 的一种内在体现。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以历史学为本位，充分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开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长时段、整体史研究，尤其注重凸现区域性特征，提炼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学术理论，增进对中国社会整体历史的准确把握和理解，这是今后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秉持的方向。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山西以长时段、延续性历史，复杂的族群关系，国家在场等特点构成了区域社会的特征。然而，这样久远而厚重的历史与今天对于山西区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并不匹配。总体来说，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的视野下展开的水利社会史、环境史研究，以及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即便是以上研究也有较大拓展的空间。此外，在很多方面还有未被开辟的领地。例如对于金元时代的山西，本地的学者从社会史视角切入进行研究仍属寥寥无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可以说是大有可为。在今天，当山西区域研究这样一个学术的“富矿”逐渐进入国内、国际学者的视野，越来越引起国内、国际学界关注的时候，当这些学者的成果一批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思考怎样才能在这样一个“落后”的省份更上一步，做出世界性的学问，而只有这样才能不愧对山西厚重的历史与淳朴善良的民众。
《社会史研究》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
